多多大概是“朦胧诗”（他并不承认自己是“朦胧诗人”）那一代诗人中最神秘的一个，不爱接受采访，也很少参加形形色色的诗歌活动。他的形象与中国现代诗联系在一起，并在高度和品质上令人心生敬意。从1970年代初的《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蜜周》，到1980年代的《鳄鱼市场》《北方闲置的田野有一张犁让我疼痛》，1990年代的《锁住的方向》《锁不住的方向》，再到2000年以后的《今夜我们播种》《痴呆山上》，多多一直持续着他“近乎疯狂的对文化和语言的挑战”。

“不哭，不买保险/不是祈祷出来的/不在这秩序里”，这是多多1994年的《从不作梦》中的几行诗，是拒绝，也是他加在自己身上的强力。几十年来，他抵御着生活的秩序，为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诗。多多身上那种献祭式的绝对性，对很多诗人来说既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压力。

从一群人中认出多多是很容易的，一头白发向后梳，大脑门、大嗓门。身边的朋友都叫他“多爷”，“爷”是个老北京的叫法，说的不是辈分，而是一种说一不二、响当当的范儿。树大招风，但从1970年代以来，多多早已是大树，关于他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几十年来，多多都是同一个形象，同样一点信息，哪怕是熟悉他的人，也很难从他那些经历中炮制出可以叫“八卦”的东西。“多多”是一个严肃的词，严肃到令人不敢将其阐释为故事。

1951年，多多出生在北京，1969年到白洋淀插队，其间开始写诗。1980年代末，他漂泊海外，2004年归国在海南大学教书，近年回到北京，这些众所周知的信息中所呈现的地理上的移动，但外界对多多的了解，也仅限于这样一个轮廓。之外，就是他的诗。多多坚决拒绝在诗歌中“叙述”，“诗可以叙述，但不是散文式的叙述。”

多年以前，多多就有“西城区第一侃爷”的诨号。多多反对过关于自己的很多命名，包括“今天派”“朦胧诗人”，倒是乐意继续做“西城区第一侃爷”，从诗歌聊到政治，从哲学聊到养生，样样都有自己一套理论。有多多在的酒桌，一般都散场很晚，“多爷”可能还没聊尽兴。但比起能给诗人身份增加分量的故事，他更愿意讲自己在各地的尴尬时刻，他讲起来如笑话般轻松。

但在很多问题上，多多是决不退让，也决不委婉的。有次，一位诗友说了一句大意为“关心那么多也没用，把自己生活照料好就行”的话，多多勃然大怒：“你是个写诗的，搞文化的，怎么能说这种话？！”

多多的脾气大。“在一个坏天气中我在用力地摔打桌椅，”这是他在1985年的《火光深处》中的一行。虽已年近古稀，多多仍然是说动气就动气。空气污染、“小鲜肉”、难吃的早餐，都可能让他吹胡子瞪眼。

多多谈话时有一种孩子般的任性劲儿，也常跟人开玩笑似的说：“我只有五岁。”“五岁”的人自然可以口无遮拦，可以让他在高兴或不高兴的时候放心地“怼”任何人、任何一个观点。很多朋友也被“怼”习惯了，反倒觉得他可爱，童言无忌。但难免也有人被他怼怕了，得罪了。多多“怼”的人，大多是身边朋友，“怼”得最多的事，就是你没把心放在写作或翻译上。诗人树才翻译过勒内·夏尔的诗集，多多特别喜欢，但每次见树才，都要把树才数落一顿，因为他正等着读夏尔的下一本中文版诗集。

很少有人像多多那样在诗歌上倾注如此大的心力。只要妨碍写诗状态的事，都会让他愤怒。在国外的十几年中，他甚至拒绝好好学外语，因为他觉得这可能妨碍他的母语语感。

1980年代，多多在《农民报》上班，报道文章能不写就不写，怕写多了影响诗歌语言。最后报社干脆“发配”他到各地要账，催讨广告费。在这个岗位上他倒干得有滋有味。最让他感到得意的是，自己有一摞一摞的诗稿。他的诗从不轻易拿出来，经常要改几十遍。多多在诗歌上的勤奋是惊人的，一有时间就坐在书桌前，哪怕“一句也没有”，也一样要在那儿坐着。

两年前离开海南大学之后，多多回到北京，在望京租了一套一室一厅，写诗画画，深居简出。没有收入、没有保险，又赶上北京房租猛涨，逼得他也不得不为生计发愁。但多多并非是在生活中很有办法的人，甚至不会用智能手机。他对生活所求不多，衣服随便穿穿，夏天也不开空调。多多讨厌浪费，有朋友聚会，他都把所有素菜打包，经常连吃好几天。

多多很少操心生活，他也不会。谈论起时事，仍有一股少年意气，他说，“我不成熟，也不想成熟。”在1986年的《愿望》中，多多写道：“你是一支颈上扎着红丝绸的小提琴/‘不准疲倦！’”因为，“也许是你和我，也许是我和谁，也许/恰恰是两个最年轻的舞蹈家/决定/用脚尖继续支撑这世界！”

（作者：管鹍鹏  本文首发于2019年2月14日南方周末创刊35周年特刊·南周面孔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