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就是一面镜子：如果一头毛驴朝镜里看，你就别指望能照出个圣徒。

——G. C. 利希滕贝格

只有带着点私人目的去读书，才可能读得好。或许是想汲取力量，或许是出于对作者的憎恨。

——保尔·瓦雷里

作家和读者的兴趣永远不一样。如果两者偶尔一致，那是幸运的巧合。

对于读者与作家的关系，大多数读者持双重标准：读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对作者不忠，作者却万万不能对读者不忠。

阅读就是翻译，因为没有两个人的阅读体验是相同的。拙劣的读者就像蹩脚的译者——该意译时直译，该直译时意译。学习如何阅读时，学问固然有价值，却不如直觉重要；有些伟大的学者就是糟糕的译者。

摈弃作者有意安排的途径，另辟蹊径地读一本书，往往能获益匪浅。不过只有当（已不再是孩子的）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时，这种情况才成立。

在某种程度上，大多数读者就像往广告女郎脸上画胡子的顽童。

一本书具有文学价值的标志之一，是它能以多种方式阅读。反之亦然，色情作品没有文学价值的证据是，如果你读它不是为了寻找性刺激，而是为了——打个比方——研究作者性幻想史的心理案例，那你一定觉得无聊透顶。

尽管文学作品能以多种方式阅读，但方式十分有限，而且可以按等级次序排列。有些方式明显比其他“更真实”，有些比较可疑，有些明显是错的，有些——比如倒着读小说——则是荒谬的。这就是为什么被困荒岛时，人们会选择带一部好词典，而非他能想到的最伟大的文学名著。因为对读者来说，词典是绝对被动的，能以无限种方式阅读。

我们第一次阅读某位作家的作品时，不可能采取阅读成名作家新作的方式。对于一位新作家，我们倾向于只看优点或缺点；即使既看见优点也看见缺点，我们也弄不清两者的关系。对于成名作家——如果我们还读他的作品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不容忍令人叹息的缺点，就无法欣赏令人钦佩的优点。再者，我们对成名作家的评价，不仅仅是审美的评价。他的新书除了文学作品本身的优点，还包含着我们长久以来对他的喜爱。他不只是诗人或小说家，还是我们自传中的一个角色。

诗人读其他诗人的诗歌，或小说家读其他小说家的小说时，一定会把别人和自己的作品作个比较。他对所读作品的评价总是这类：我的上帝啊！我的祖爷爷啊！我的舅舅啊！我的敌人啊！我的兄弟啊！我的蠢兄弟啊！

在文学作品中，粗俗无聊胜过空洞无物，就像杂牌葡萄酒胜过蒸馏水。

好的品味不是指排斥劣作，而是指识别优劣。

如果某人品味极好而不得不排斥某书，那他也是心怀遗憾，而非心情愉悦。

让人心情愉悦绝非万无一失的指南，但至少犯错最少。

孩子阅读为求一乐，但乐趣对他来说没有差别。比如，他无法区别审美的乐趣、学习的乐趣和做白日梦的乐趣。进入青春期后，我们意识到有许多不同的乐趣，也知道其中有些无法同时感受，但我们需要别人帮忙界定这些乐趣。无论是品尝美食还是鉴赏文学作品，年轻人都会寻找一位值得信赖的权威导师。他按照导师的推荐去吃东西和阅读，当然也难免会偶尔欺骗一下自己；他不得不装作喜欢吃橄榄，或是喜欢读《战争与和平》，但实际上没那么喜欢。20岁到40岁是我们弄清“自己是谁”的时期，包括弄懂“偶然的限制”（我们有责任在成长中突破这种限制）与“天性必须的限制”（逾越这种限制必受惩罚）之间的区别。在这个学习过程中，很少有人能不犯错，很少有人不想超越自我的局限，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

在这个时期，一位作家最容易被另一位作家或某些空论引入歧途。当一个20岁到40岁之间的人提到一件艺术品时说，“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实际上说的是“我没有自己的品位，只是接受了我文化背景的品位”。因为在20岁到40岁之间，一个人拥有真正独立品位的最确定的标志，就是他对此不敢确定。40岁之后，如果我们还没丧失真正的自我，乐趣就会再次像在我们儿时一样，指引我们应该读些什么。

艺术品带给我们的乐趣，不能和我们享受的其他乐趣混为一谈。但是两者之间存在联系——这是属于我们的乐趣，而不属于其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