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应着“一带一路”倡议，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的延伸，诗歌创作也开辟了一条朝向海洋的航线。图为“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广西防城港海港码头。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呼应着“一带一路”倡议，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在新时代的延伸，诗歌创作也开辟了一条朝向海洋的航线。越来越多的诗人将笔触伸向大海的神秘与无垠，抒写海洋意象与海洋经验，从而拓宽了新诗的题材，形成了诗歌创作中审美方式的嬗变与生存经验的更新。

海洋意象与海洋经验对于中国诗人来说并不陌生。大海晃动着万顷碧涛，包容万物。它包容了万物的生息，同时也接纳了死亡；它包容了时间的放纵，同时也接纳了虚无。在某种意义上，大海，是时间最直接的表象。当曹操这样胸怀豪雄之气的人面对大海时，首先征服他的就是大海对日月经行的容纳：“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但是，曹操在《观沧海》中对海洋的书写也预示了诗人的位置与书写范式：一种海边眺望式的感性书写。这种对于海洋的眺望式书写一直延展到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面朝大海，意味着诗人的立足之地仍然是坚实的陆地。事实上，《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典型的陆地经验的诗性表达，诗人用想象中的春暖花开遮蔽了大海本身的恐惧，拒绝了直接面对大海不测的幽深与辽阔。这种对于海洋的眺望式书写构成了审美经验与生存经验的双重自闭，在眺望中，海洋成为陆地的中断而不是延伸，作为陆地的限制而不是面向海洋的开放。海洋，作为一种全新的审美感受与全新的生存方式被拒绝用于诗人眺望的姿态中。用黑格尔的话说，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

现在，到了必须与海发生积极关系的时刻。诗人们不再满足于对海的眺望与想象，而是真正地朝向海洋，投身海洋，置身于大海之中。在诗刊社主办的“海上丝绸之路诗歌论坛”上，诗人们都清晰地认识到了“一带一路”倡议为海洋诗歌创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三沙抒怀》《诗遇三沙》《海天集》等诗集的陆续出版，展示了诗人们跃过陆地的边界，朝向海洋，投身大海的积极努力。诗人们终于摆脱了眺望式、观光式、想象式的海洋书写，而是真正让海洋作为一种诗歌元素内化为诗人的内在生存视野，从而在诗歌中带来一种全新的生存空间感受与诗歌审美经验。

朝向海洋的诗歌创作，意味着一种新的生存空间与生存经验的开拓。在诗歌中，海洋成为祖国的具体构成部分，被诗人具体地感知。诗人李琦在《三沙笔记》中写道，“祖国在此，有了颜色，气味，形状和声音/蓝色的系着白浪花飘带的祖国/贵重的被波浪簇拥的乡土”。祖国，不仅仅是大漠孤烟与长河落日，也是无垠的蓝系着白浪花的飘带，这承接着诗人李刚在上个世纪所写下的“脚下是液体的祖国”，在诗歌中不断更新着人们对于祖国的认知：无垠的大海的蓝也是我们贵重的乡土。同时，这种生存经验除了一种外向拓展外，同时也有着诗人向着灵魂领域的内向拓展。

朝向海洋的诗歌创作，意味着“海与诗”构成一种丰富而微妙的互喻关系。海洋在拓展诗的经验疆域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激发诗歌本身的形式与语音的潜能。诗人蒋浩的作品《诗》是一首典型的“海之诗”。在诗中，“诗与海”之间具有非常微妙的互喻、互文关系。诗歌采用的诗歌体例具有波浪般的片段性质，一种海水涌动的语法和一排排浪式的句群。诗的句子不断地伸展、收缩，可称得上像海神普洛透斯那样变化莫测。“岛是这颗心脏。波浪是，船也是。”诗人不再仅仅把海洋作为一个观光的对象，而是将海洋当成一个立足点，从而重新展开诗人的语言和诗人的世界。当海洋意象内化为诗人的一种生存体验时，诗人的身份就从大海的观光旅游者转化为海洋的原住民，必须去承担大海赋予他的一切。李少君在《我是有大海的人》中展示了诗人对于大海这一全新生存境域的向往，“我是有大海的人/我的激情，是一阵自由的海上雄风”。大海，成为一种内在的渴求，那里，不是已知的大地的安全与温暖，而是朝向海洋的神秘、辽阔与未知的冒险。

朝向海洋的诗歌创作，意味着一种新的诗歌审美经验的体验。当诗人被命运驱使，来到大海之中，他总会从大海里获取他所寻找的东西。许多震撼的瞬间，会楔入诗人涌动的生命的潮汐中。在这样的瞬间里，要求诗人更新自己的诗歌语言与诗歌经验来适应这种全新的生存经验，或者说，为这种全新的生存经验找到一种恰当的诗歌表达。如果再用以前的“风、花、雪、月”的诗意经验模式，显然不能够很好地应对商业化、全球化和海洋化的新的生存秩序。

当一个诗人敢于站在大海边上，敢于出海，敢于像雨燕置身于海洋的风暴中，诗人才不会辜负这个新时代。同时，如果我们把诗人朝向海洋的创作看作是一种未来命运的抉择的话，那么，这种抉择只针对诗歌创作来说才是有效的。我们必须把诗歌创作的抉择和一个民族的命运抉择区分开来。事实上，朝向海洋的诗歌创作不过是对时代的一种隐秘呼应。诗人是大地的安居者，同时也可以拥抱海洋辽阔而广远的生活。诗人通过朝向海洋的创作能够提供的只是一种诗歌中的命运选择：投身海洋，投身于对未知而广远的生活的朝向与倾注。

（作者：田一坡，系四川自贡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