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成都市文联指导，《草堂》诗刊与成都商报社共同设立和打造，于今年1月正式启航，长达3个月之久的征集与评选工作于日前落幕。

4月13日，第二届“草堂诗歌奖”颁奖典礼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隆重举办，四大奖项逐一揭晓。其中，王小妮斩获年度诗人大奖，奖金5万元。

↑王小妮摘得年度诗人奖

王小妮，生于长春，后居住深圳，曾做过电影文学编辑，担任过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出版有诗集《月光》《落在海里的雪》，随笔集《上课记》，小说《1966年》等三十几种。

↑王小妮

评委会认为：王小妮一直以本真的写作状态，用良好的直觉与语感，用质朴、率真与洒脱的性情，为我们不断带来审美的愉悦和如何存在的思考。她的诗从对具体生活经验入手，常常能穿透事物的本质，再现生活的酸甜辣苦，表达人生的诸多况味。她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歌的想象力丰富且显示诗歌的陌生化，并在陌生化中获得一种恍然大悟的共鸣。在她这里，诗是最日常的部分，却又日常中呈现新奇，触及时代的病灶，在光明和幽暗之间，在集体和个人之间，在生活和寓言之间，在个人和个人之间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获奖后，王小妮接受了红星新闻的专访，从敏锐旁观的作家到传道授业的老师，王小妮分享了她的创作心得以及真切的生活感悟。

红星新闻：此次你获得草堂诗歌奖年度诗人大奖，有怎样的感受？谈谈你对“草堂”二字的理解。

王小妮：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来成都，分别去过草堂。据记载，当年的草堂在杜甫离开后就“不存”了，现在保留的是在旧址上重建的。

其实，即使它有过最妥善的保留，我们也可以预想，一座“茅屋”也不可能留存太久。我更愿意想象那里有一座非常简朴的茅屋，而“草堂”这本杂志是对“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理想的追念。

红星新闻：你的获奖作品是《冬天预先私藏了更多珍宝（组诗）》，能否与我们谈谈这组作品创作的背景和感悟？

王小妮：这是两组诗，有新整理的7首和过去的5首。

过去的诗，有上世纪80年代末到这个世纪初的。

比较新的诗是近几年的，最晚是2018年初。它们虽然都属于“致另一个世界”，但在这个大题目下写诗有十几年了，每一首都有不同的背景。

比如《致地铁上抱着长棍的保安》的创作，是我曾经在地铁上遇到一个保安，在最后一节车厢了，那个保安可能下班了，样子很疲倦，一坐下就睡得很沉，而他手里的那根棍子又黑又长，一直跟着车厢上下颠着。就是这样一个场景，促成了这首诗的写就。

而《致落在海里的雪》写的是个虚构的场景。深圳的四季是没雪的，但是，见过南海遭遇强台风时候的黑浪滔天。我当时想，假如这时候有雪落下来会是哪般景象，我循着想象写下了《致落在海里的雪》。

《致光荣了的诗人邵春光》则是致敬诗人邵春光的一首作品。邵春光，是一个民间诗人，一个几乎被遗忘的自发的特立独行的先行者，于2010年病逝。

红星新闻：此前你已经获国内外诗歌大奖无数，如何看待诗人与奖项之间关系？诗人应该怎么面对这些奖项？

王小妮：它就是生活中的一件事。每天绕在我们身边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它是它们中间的一件，不必特别地强调和在意。

任何夸赞奖励都是从外面来的，而诗只能源于自己，这两件事之间没有必然关联。

↑王小妮

红星新闻：你的作品除诗歌外，涉及小说、散文、随笔，哪一种题材是你最得心应手的？哪一种题材又是你觉得最有难度的？诗歌是否在这中间占有的分量是最大的吗？

王小妮：哪一种形式都有更契合它的内容，用什么形式来写更适合，是内容决定的，或者说是自然而然的选择。每一种形式都有它特定的长处、局限或者说特点，或者说难度。

红星新闻：谈谈你最近在写的东西、你的关注点、以及计划出版的作品？

王小妮：在写一段1967年的故事，一部长篇小说。很慢，也不着急写。

有几组短诗，还没完成，慢慢改，也是不急。

也有给腾讯大家的专栏写文章，比如不久前的三月底写下的关于坐成昆铁路绿皮车经过大凉山的记录。目前，没有什么明确的出版计划。

红星新闻：在你眼中，一个优秀的诗人需要具备怎样的品质？

王小妮：敏锐和笃定。不限定自己。不拘一格。

红星新闻：一个诗人在创作中往往会遇到诸如灵感枯竭、无法突破自我等问题，你觉得最常遇到的难题是什么？最难克服的是什么？

王小妮：我是守株待兔式的，感觉不对的时候就不写。没有谁规定说我们必须要写，好像到这世界上就是来写作的，不是这样的，生活里有各种各样的乐趣，不是非写不可。

最初的感觉和最鲜活的发现很重要，它是原初的启动，有它做保证，才可能有后面不断的展开。

红星新闻：在书评网站中你的作品最受欢迎的是《上课记》你知道吗？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

王小妮：其实，两本《上课记》不是我写的接近日常生活的全部。

它受关注，是因为记录了我们身边看来普通又琐碎的人和事。这些从2006年到2012年间的记录可能未来还会呈现出于今不同的意义，因为它是贴近当初现实的原始记录。

我一直用我的方式和角度关注现实，只是《上课记》成书了，除它之外，从2015年以来，写给腾讯大家的几十篇专栏，也是类似记录风格的延续。

↑王小妮

红星新闻：未来你是否还会写《上课记3》，写上课的故事、体会？

王小妮：目前没有打算，因为我已经不上课了。目前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上课记3》。

红星新闻：在海南大学任教这些年，你认为与学生交流最重要的是什么？如何看待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这个身份与写作之间的联系？

王小妮：和学生交流最重要的是平等和倾听，不是高高在上的说教。我对这个的理解是渐进的，从《上课记》的开始到《上课记2》，能看出我对老师这个角色的矫正和改变。

既然在那个岗位上，当然首先得做一个负责任的老师，而写作，是在它之后的另外一件事，是我私人过后的回想和沉淀。

我在上课的学期不写东西，除了每天记笔记，其他的几乎什么都没写。学期结束以后，才开始写作。

我最初上课是2005年，而《上课记》是从2006年开始的，2005年没有写，因为当时完全没有想过写上课的经历。如果拿《上课记》的开头和《上课记2》的结尾来比较，读者会发现它们很不一样，像不同的两个人写的。除了跨度有七年之外，描述角度、文风、体例、关注点，都不同，这两本书的写作，是从完全无意识到逐渐有意识的变化的过程。

红星新闻：你不太喜欢被关注，所以一直远离热闹，不去融入任何派别和圈子，对各类诗歌活动也关注不多，更愿在家养花种菜、读书写作，这样的个性、生活方式给你写作带来怎样的滋养，是否也会觉得应该多一些关注与深入社会中的机会才能获得更多养分呢？

王小妮：个性不同吧，不喜欢人声鼎沸的，说不好是什么滋养。不过，这丝毫不妨碍我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关注现实的切入点。

我理解写诗是一件非常个人的事情，但它所含纳的纷杂和开阔，与我们存在的现实之间的联系，不是太少而是太重又太多。

(摄影记者 陶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