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时务者为俊杰。万不可恃才傲物。在高度集权的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皇权在大部分时间里是至高无上的。中国社会形成了集体主义的传统：江山社稷伦理道德是整个社会的高点，中国社会不鼓励甚至排斥社会成员的个性，人们对特立独行与独立思考是持否定态度的。

文学与政治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文学家与政治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职业存在尖锐冲突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的。而诗人恰恰是这个高度集权的集体主义社会中最有才华最爱独立思考最特立独行的一群。恃才傲物极富个性是中国历史上很多才华横溢的大诗人灵感的源泉与立身之本。他们也不可避免地与中国社会传统产生冲突甚至一生伤痕累累。要列出其中最有名的冲突个例，李白、柳永、苏轼恐怕都是不能错过的。

贺知章是中央官僚集团中最早发现李白才华并极力向皇帝推荐的人。他称青莲居士李白为谪仙，意思是被贬谪从天上下凡到人间的神仙。李白的才情如长江之水滚滚而来，作品自在豪放中不失秀美，雄奇的想像力让他感觉这完全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神仙。但贺知章对李白的桀骜野性与特立独行也深有体会，这就是杜甫酒中八仙歌所云的：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自己也有一句诗很好地表达了他的个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李白一生游走在入世建功与出世修仙之间，因为诗名一度为玄宗看重奉诏入京，在宫中担任待诏翰林，作侍从之游，制应景之作。终因恃才傲物狂放不羁遭谗言诽谤自请还山。玄宗评价他“非廓庙器”，赐金放还。这也说明了盛唐时期文化的宽容气氛。放在明清，李白恐怕不知已死了多少回了。李白四十四岁从高天师，受道教仪式正式成为一名道士。从此道心益坚，浪迹天涯，虔诚地求仙学道，采药炼丹。出门前仙药满囊，道书盈箧，飘然若仙，潇洒而去。直天天宝九载，李白已五十岁，才深感入仕从政无望，将诗文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以诗明志。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没有了特立独行的风格与桀骜不驯的野性，李白就不是那个君不见黄河之水从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的李白了。唐诗能成为中国文学艺术的巅峰，与大唐的宽容不无关系。

宋朝是一个文人掌权的时代，文人诗人成为政治家的很多同时在整个社会也享有某种特权。但要论宽容，已经与唐有些差距了。柳永是中国婉约派著名词人，一首著名的词断送了他的前途：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这首词反映了柳永特立独行的个性与叛逆的性格。柳永善作俗词，而宋仁宗颇好雅词。有一次，宋仁宗临轩放榜时想起柳永这首词中那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就说道：“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就这样黜落了他。这首词造成柳永一生屡试不第仕途不顺，但也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婉约派大词人。在中国独立思考特立独行是有代价的，有时甚至是非常惨痛的代价，但正是这种不走寻常路，也往往成就中华文化史上的巨星。

苏轼是一个更明显的例子。才华横溢名动天下，这样的人，是很容易遭遇小人忌恨的。四十四岁时遭遇的乌台诗案就是对诗人个性的当头一棒----我们的社会容不下这种特立独行才高八斗。然后是伴随他一生的贬谪与流放。东坡曾开玩笑指着自己肚子说：这是一肚子的不合适宜。东坡先生自己在词中找到解脱：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真正意识到了这个世界的公平：上帝左手为你准备了多少才华，右手就为你准备了多少苦难。唯有苦难的打磨，唯有痛苦的蕴育，才有流芳千古，千年之后还能直指人心的珍珠----水调歌头，念奴娇，前后赤壁赋。在政治上，苏东坡是典型的中间派，既反对以王安石为首的所谓的激进改革派不顾一切强行推进新法大干快上造成扰民害民，又反对后来的保守派将新法彻底否定踩在地上狠狠碾压。他所守的，正是典型的雍荣中道。结果就是两种极端主义者都容不下他，王安石这边嫌他过于保守，保守派又嫌他过于激进还为王安石新法的先进可取部分辩护。最后是两边不讨好被整得全国各地到处跑，今年贬黄州明年贬惠州。北宋朝廷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振荡，最后朝政一塌糊涂。其亡国之兆，早在东坡时期已显现无遗。而当时的朝庭已容不下这个独立思考持中守正的苏东坡。

多一些宽容，少一些非此即彼。北岛、海子是诗人，汪国真、席慕蓉也是诗人。朦胧是诗，明快简洁也是诗。雅词是词，柳永的所谓俗词也是词。晦涩高深的是诗，胡适与冰心的儿歌式新诗也是诗。不过是针对不同的受众，各自开拓自己的领域。宽容是最好的态度。将评判交给时间与历史。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唯如此，中国社会能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