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二次站在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领奖台上。五年前，我曾以长诗《泰姬陵之泪》获得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年度诗人奖，因为那是一首未完成的诗作，当时我甚感荣幸，又有些惶恐。今年，我以诗集《大是大非》获得年度杰出作家大奖，基于评委们对这本诗集的认可及青睐，决定将此一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写作和批评双重进程中极具影响力的奖项授予我，对此，我深感荣耀。

我认为，此一文学殊荣，既来自诗歌深处的凝视、聆听、省思，又从诗歌本身溢出，触及更广义的、更辽阔的思想建构和文学写作。此时此刻，我想说，能从我所敬仰的作家韩少功先生手中接过这份作家大奖，对于我这样一个从事诗歌写作已有35年诗人而言，无疑是格外沉甸甸的。我想在此表达我对诸位评委的深深敬意和谢意，同时也表达对《大是大非》这本诗集的策划人、编辑、出版人，以及众多读者的深切谢意。

我之所以对刚刚获得的作家奖心存感激，是因为我极为看重“作家”这一特别的称谓和定性。长期以来，我秘密地、近乎执拗地将诗人大致区分为两种不同类型的诗人，一类是作家型的诗人，一类是非作家型的纯诗人。两种类型的诗人，各有各的伟大诗人，当然，也各有其平庸诗人。依我的区分，在唐代诗人群中，李白属于天纵英才的、非作家型的纯诗人，而杜甫、韩愈则属作家型的大诗人。

作家型诗人身上的这个作家，就常态而言是个不起眼的读者、写者、思考者，穷其一生坐在头脑和心灵深处，有时是个枯坐的、多少有些刻板的抄写员，有时是个旁观者、见证者，觉得两眼不够用，所以在两只眼睛后面睁着第三只眼睛，观看世界和自我。这个作家，躲在诗歌写作的暗处，负责掌管诗句后面的世界观、日常性、哲思、疯狂、理性或反理性、认知范式、诗歌逻辑，所有这些层面的判定、波折、建构。

作家的称谓本是极为广义的，如果它狭义地、确切地落在某个诗人头上，意味着他的诗歌写作被纳入了某种“定性”：此一定性，是对写作所具有的工作性质、读写立场、思想者形象的描述和修正。我不是说作家型诗人就不能像纯诗人那样去写抒情的、伤感的诗作。我的意思是，如果作家型诗人一定要抒情，要流泪，我想他身上的那位作家先生，也会往吧嗒吧嗒落下的眼泪里添加更为复杂的、不那么优美和纯洁的、有时甚至是非抒情的成分，添加观念的、知性的、材料的、工作与生活的、时代精神的成分。总之，我把诗人身上的作家，看作一种命换命的转换机制，介于种种借身与换身之间，众我与无我之间，暗想与确知之间，遵从与反对、优雅与别扭、直觉与分析性之间。身上有无这个作家，不止可以据此区分出不同诗人，小说家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所敬仰的且持续阅读的小说家，无一例外也同时是大作家。限于篇幅，在此仅举一例。卡夫卡笔下那位土地测量员，白天出门，按照1：1000的比例，将真实世界缩略和平移到图纸上，晚上回到家中，回归自我与生活的1：1。卡夫卡本人，既不在1：1000那边，也不在1：1这边，而在这两个处所、两种语境的回还往复之间。那位土地测量员的定性，正是小说家卡夫卡身上那位作家的定性。

将眼界放得更为宽阔、更为开放一些，在从事各种不同创造性工作的人身上，我们都能看到这个“作家”。作家，是个特异的、定音鼓般的、压舱石般的转换，区分和定性。你所拍出的电影，你所画出的画作，你所创作出的雕塑和装置作品，你谱写的音乐，甚至你的钢琴或大提琴演奏，甚至你的数学和物理学研究，你的史学写作、经济学写作、理论写作、考古学和地理学写作，无论在那一种境况中，你身上有这个作家，或是没有这个作家，其思想的、书写的、工作的和创造的性质，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所说的这个作家，在不同的时代，在不同的写者和思想者、不同的逝者和生者身上，或许是同一个人。这个作家，是总括式的汇集和塑造，是柏拉图所说的“杂于一”，所以能够被不同的诗人、小说家、人文学家和科学家、电影人和艺术家所共享，足够所有这些人分身，借身，投身和献身。就身份确认而言，

作家，是个原喻般的追问，事关“我是谁、来自何处、去往哪里”这样一种对起源的眺望。我将作家的称谓和定性，看作必不可少的黄金和空无，随时随处带在身上。我在《大是大非》这首诗中对此有所描述：金的用量，就这么多，足够远行者承受和携带。每一个身上有作家的人，遇到另一个身藏作家的人，会彼此一眼认出。而这，可能是一个作家一生中最值得珍惜、最为幸福的事。

附授奖词：

欧阳江河的诗，既是经验、形象的，也是分析、雄辩的。他的博杂，是玄想与直觉、智性与心性的综合；他对具体问题、个人经验的体察，经由一系列复杂的语词拆解、语义逆转，常常演变成一场精神论辩和语言历险。他出版于二〇一五年度的诗集《大是大非》，形象更奇崛，运思更开阔，诗意也更为自由而悖谬重重。诗心的错综沉潜与大气敏锐，语言的异质混成与无限可能，构成了欧阳江河诗歌原创力的基础，他的写作，为中国当代诗歌写作建立起了全新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