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望奎，一个略有些偏僻的县城——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是这样，至少在我的一行诗中是这样写的。我在北方长大，这里的地域、风物和气候或许对我的性格和写作产生了潜在的影响。我记事很早，三岁以后的事情我大都记得，当然，这些就像一部老电影，发黄，模糊，有的地方变成了孤立的片断。我记得我家附近有一条土路，路边的空地上是一片废圯的木场，里面有着东倒西歪的高高的木架（工人们用来锯开巨大的圆木），四处长满了荒草。在我的记忆中，我和周围的孩子们在里面只玩过几次（我写下这些不知道有什么意义，也许它们构成了我早年生命的依据）。

文化大革命中，我有两年失学。躲在家里，读着秘密交换来的各种小说，能抓到什么就看什么，几乎是饥不择食。有时没有书读，我就乱翻爸爸的一些藏书，如《阅读和欣赏》、《中华活页文选》等。后者是文言，但注释详细，我读得半懂不懂。我第一次读诗是在十三四岁左右。好像是初冬的午后，屋子里光线很暗。我在火炉旁翻开一本《唐诗三百首》，里面的文字产生了一种魔力，打动了我。我一度醉心于里面言辞的美丽和韵律，后来我甚至能背诵几百首古诗词。但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写诗的念头。误入歧途还是后来上了大学的事。我常常逃课，在附近的林子里散步，想象出一些诗句，然后把它们写到本子上，每天能写上一两首。我那时写诗根本没想到发表，只是写给自己看，像日记一样（但现在名人的日记也居然像作品一样发表），这样的好处是比较自由，我可以想写什么写什么。当然这也只是说说，因为任何写作根本不可能没有限制，关键在于来自哪些方面。真正的作家，他的限制只是自己加上去的，为了体现自己的意图或增强写作的难度。我当时受到最多的影响是普希金等人，也包括戴望舒一些三四十年代的诗人。

在大学时我认识了哈金，当时他叫金雪飞，哈金是他到了美国后写作时才用的。从八0年，我接触到西方现代派的少量作品，促使我考虑自己诗歌写作的方向。几年后，我写出了《1965年》、《给女儿》等诗，算是那个时期努力的结果。这个时期，我认识了萧开愚，他在四川中江，一开始是通信，1986年他来哈尔滨，我和朱永良陪了他几天。九十年代初，我写出了《尤利西斯》和《边缘的人》等作品，追求沉思的调子和语境的转换。还有一类作品，如《电影院》等，算是两种类型的折衷。

我一直对新鲜（奇）的事物有浓厚的兴趣，我不拒弃任何新东西，无论是当时的现代派，还是后来的后现代派，都令我着迷。我在自己的写作中力求将写作中的古典主义精神同现代技艺结合在一起。在阅读和兴趣上尽可能做到宽泛。2004年，我和文乾义、桑克、朱永良等人创办了一份民刊《剃须刀》，后来又有一些诗人陆续参与。2013年，我和乾义、冯晏等人又办《诗歌手册》，但只出了一期。这些年来，我出过几本诗集、译诗集和评论随笔集，也得过一些奖项，总体说来，成绩并不令人满意。不过，写了三十多年诗，我很少考虑我写作的依据是什么。在这个精神和心灵极度贫（疲）乏的时代，一个人能选择他感兴趣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幸事。剩下的事情是坚持做下去就是了。

（本文摘自北岳文艺出版社《新诗学·壹》第3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