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文学批评都是一件很神圣的事情，文学批评者是一个很神圣的群体。有伟大的文艺作品，理应有与之相应的伟大的文艺批评。但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中国周朝时期就有《诗经》这样伟大的诗歌文本，但至少要到魏晋南北朝，才有了第一部诗歌批评文本《诗品》。即使以比它略早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批评著作曹丕的《典论·论文》成书时间计算，也远远晚于《诗经》一千多年。

文学批评之迟于文学创作，或在情理之中。因为，文学的理论自觉，总是需要时间积淀。不过，如果再观照一下西方文学批评，大概就不是如此了。欧洲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文艺批评就已相当成熟。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写有史诗性的诗歌批评巨著《诗学》，其余如苏格拉底、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都是伟大的文艺批评家和诗学家。他们的哲学著作，有相当内容就是论述戏剧、诗歌、音乐和舞蹈。欧洲的哲学家，他们训练有素的哲学思维，泰半来自于他们的文学批评素养。在欧洲，不懂文学和艺术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是很难想象的。欧洲的哲学经典，有相当一部分内容就与文学和艺术批评有关。然而在中国却并非如此。中国早期的哲学著作，尚能观照到文学和艺术，而到了汉代以后，这样的哲学著作越来越少，文学与哲学逐渐分离。文学与哲学的分离，导致哲学变成了枯燥乏味的经学。甚至相当一部分文学批评著作，也变成了经学的附庸。

其实中国早在“诗经”和“汉乐府”时代，就已经具备了超级发达的民间文学思潮，还在西汉时期，就出现了比较成熟的四言诗歌。连云港出土的尹湾汉简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简牍书迹叫《神乌赋》。这个《神乌赋》，不论是书法价值还是文学价值，都值得批评家们去大抒特抒。我这里要说的不是它的书法价值，而是文学价值。《神乌赋》的文体虽为赋体，但实际上是四言诗，形似《诗经》，但又掺杂了赋体，这就是一种文体上的开新。这是一个神话寓言故事——两只乌鸦——雌乌和雄乌的对话。雌乌因在与怪鸟的斗争中被啄伤而濒临死亡。《神乌赋》就是雌乌濒临死亡之际与雄乌的对话，雌乌告诫雄乌，我死之后，你可以再另娶妻，只要对我的孩子好就行，情感凄婉哀鸣，读来令人动容。要知道，这个《神乌赋》并非出自于贵族文人之手，而是纯粹的民间文学，语言质朴，情感真挚，几近白话。这样的文学作品，如果胡适之晚死几十年，我相信会将其写入《中国白话文学史》。我还想强调的是，在汉代，这样的民间文学不是只有《神乌赋》，而是十分普遍。汉代的《乐府诗》，大多属民间文学，按照等级来划分，是根本无法进入到上层文人的辞赋文学视野的，但正是这种民间文学，才孕育了蓬勃的生命力。这是汉代诗歌的杰作。但这种文学思潮，在当时却并未进入到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自觉层面。

一切思想都是要通过美的文本来呈现的。如果批评的思想不能体现美，一定不是美的思想。至少今天，已然不能诞生《文心雕龙》《诗品》那样的批评美文，也难有刘勰、钟嵘、严子陵、元遗山、苏子瞻、黄山谷、杨升庵、梁任公这样精于批评美文的批评家。

学院派的批评家，总是在拷问别人，你的作品是否经得住历史考验，是否具有大家气象和经典气质，可是这些问题能否反责于己？我们的批评文本又是否具有经典性？能否经得起历史考验？至少，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