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发生在除夕前夜的浩荡对歌，以其丰富的元素组建了一场读者可移入其中并置身的诗歌空间。意象化的空间组构了之后呈现出富有悲壮和变革冲力的情绪，主导者诗歌整体运行和景观呈现。

对歌的二重空间不仅存在于凤与凰的对鸣中，凤凰与群鸟，群鸟与群鸟的相互高歌，空间的交织更加多样化。凤凰与群鸟的二重空间的表达存在着性质上的分异，凤凰是光明和变革的表达，而群鸟则是阻滞和对抗的因素。这种场景的对比是诗歌空间相互运动的根本动力。群鸟和群鸟的二重空间的表达是相同性质的，它们的分异在于方式上的。岩鹰的空间场景表达是野心勃勃而呈现出幽深的颜色；孔雀的空间场景是过分的自我崇拜的强内倾化空间；鸱鸮的场景空间有着向外拓展的侵略性，这种空间以吞并其它空间的组构因素为自身发展的前提；家鸽的场景空间的覆盖力度明显降低；鹦鹉的场景空间充满着冗杂性和模糊性，它的内部界限是不稳定的；白鹤的场景空间也是内倾化的恶，但这种内倾更加尖厉了。

全诗连续表述了三种空间场景样态的迁移。序曲的表达，前半部分的凤凰独歌和同歌，诗歌空间的自我组构和变革占据着主导地位。凤凰无逻辑的絮语和对过往的审视和反思对此有着深刻展现。群鸟歌是主体诗歌空间更生的外在因素，呈现为多种方式的外在因素修整着主体诗歌空间的外表。虽然这些是异质性的力量，同时也是具备着反向塑造的功能。群鸟对凤凰的各种讽刺和挖苦更多是磨练。反向塑造是承继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一贯传统的，我们可能还会称之为“讽喻”，总体是促使主体往好的一方面发展。到了凤凰更生歌，主体诗歌空间迅速转变，实现质的飞跃，主要倾向呈现为外向性。凤凰合一的组构理念渗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表达中，联系到马王堆辛追墓T形帛画的天地合一和《伏羲女娲图》的阴阳合一，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横纵交错的空间展现。同时新诗的宣扬的激情重新诠释了“合一”。“合一”不再是“无为”的，“合一”的空间是主动向外展开和呈现的。

诞生在五四运动不久后的《凤凰涅槃》，展现出了强烈的变革愿望。正如有的学者的阐释一样，这种变革不仅仅是社会的历史的，而且包括了日常生活的理想追求，表达了对自由爱情的追索。《凤凰涅槃》以对歌这一中国古老的传统去表达对新思想的追索和希望，又类似戏剧般具有强烈的舞台效果。它以场景空间的流转创制了诗歌表达的新节奏。可能正如谢冕在《中国新诗史略》中所表达的观点，诗歌的自由形式依然是普遍的追求，格律的束缚似乎不能过多的被强调了。或许在《凤凰涅槃》之上，我们可以挖掘出一种新的规范，那似乎是“主体诗歌空间的格律”。换句话说，就是“我的格律”。当然我们亦应该严肃地看到这种“我的格律”的非普遍性，能够承担起“我的格律”的表达必然是颇费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