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竹环抱，空山鸟语花香，世外桃园，人间理想天堂。陶公不吝笔墨，成就《桃花源记》。令后人追赶莫及，亘古及今，痴心未变。观人世沧桑，俯仰一世，历尽千辛万苦，矢志不移，未尝所愿。晋代尚有“竹林七贤”者，逃逸深山密林，隐姓埋名，誓与人世隔绝。每日纵酒赋诗，游目骋怀，府仰山水之间，朝夕相聚，游山玩水，不知老之将至，神游天地之间，相互嬉戏犹如小儿之把戏，自得其乐耳。弋凫与雁，故不理天高地，身处世外，以酒作乐，忘乎所以，以此蔑视世态炎凉，凡尘不染，放浪形骸，以示清高耳。其中刘伶者，耆酒成性，邃成病态，谓之“刘伶病酒”是也。终日沉醉，昏昏然，陶醉自乐，幸事旦旦，如坠十里迷雾，不知其所以然。凡心未改，虽远离现世苟安一隅，则耳听八方，伺机重返，涉足政坛，其灰灰下场，唏嘘作嗟乎？人者，执意追遂利之本性何其迫切也！中国仕大夫清高劣性，促成其穷酸，此性乃旧文人尤甚。究其根，朔其源，有其历史之渊源，亦是中国封建文化之必然。中国之私塾教育，促成其单一性，“四书五经”乃必修课。如此，摇头晃脑，咬文嚼字，构成私塾文化之特征，读得愈深则愈烈。封建科考，一纸定乾坤，体现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及“学而优则士”之封建观念，受到普遍认可，久而久之，促使文人自觉高人一等矣。为自身摆在出人头地位置上而自居，从而由自傲性转向清高性，进而演变成穷酸性。这种自觉良好的性格即具普遍性又具其个性。当中国士大夫阶层形成后，古代文人的清高性格亦随之发生变化，逐渐由清高演化成“风骨气”，此可能值得庆幸耳。进而呈现出，诸如“士可杀而不可辱”、“不为五斗米折腰” 之傲慢性，此性格之变化，促成古代文人“傲慢有礼”之个性，此双重性格，在其身上显示出即清高又讲礼仪的特殊表现。另个原因则是“物以希为贵”。中国是个农耕国家，普通民众大多是文盲，靠努力劳动获得粮食，靠天吃饭是不争之事实。中国教育于周代前，只存在于上层社会，普通民众难于涉足。春秋之后，原文化人被挤出上层社会而流于民间，继而创办私学，个别民众才有可能受到教育，其受众面甚小，而民众却普遍崇拜文化及文化人，这在客观上为文人清高性格提供了施展的条件。受到教育的文化人满嘴“之、乎、则、也、矣、焉、哉”的话令普通文盲深觉高深莫测，他们虽然说的是人话却令普通人费解，从而对文化人亦倍加崇拜。
自古文人好酒，历代诗家无一不好酒者。唐代诗人李白耆酒成性，美绰号曰“酒仙”、“诗仙”。竹林七贤之一“刘伶病酒”，东坡好酒……其好酒者比比皆是。文人缘何好酒？其因来自于精神需求。酒，具有物资与精神之双重意义。艺术，乃人类天性之追求，精神产物之寄托。艺术者，精神创造之产物，创造需灵感，灵感需激励，唯亢奋方求实现，故而，艺术创造必须客观之激励（刺激），尚可激发出艺术创造之潜能，达到得艺术创造之目的，凡创造者皆循此律。酒，正是具有刺激性之物资，故而倍受睛睐。艺术乃精神产品，艺术家万艺术品之创造者，艺术家之天赋决定艺术品之品位，艺术天赋则是有生俱来之个性，天赋个性在动机下产生灵感，灵感取决于艺术家之激情，激情产生强烈欲望，在欲望推动下实现艺术创作。就灵感而言，来自天赋瞬间被激发出之热情，这种转瞬即逝之冲动乃艺术家之个性彰显，即时抓住灵感乃是体现天赋之本领，激励则是来自于客观之因素，当潜能受到外界激励会瞬间被激活，及时捕捉到一闪即逝的瞬间，并在“一忽间”完成创作乃艺术才能之体现。酒，具有强烈刺激性，以满足即时激活天赋之需求，因此，历来被艺术家、文学家、诗人、书法家等所睛睐。艺术家之天赋存在差异，导致艺术品位出现巨大差异，而超强天赋者甚少，所以，有“五尽百年方可出现一位艺术大师”之论 。“李白斗酒诗百篇”，如其说李白之诗是浪漫，不如说这种浪漫乃醉酒后之“醉话”。醉话，对于普通醉汉而言则为“胡言乱语”，对于具有高深造诣诗人而言，则是展现艺术才能之独特语言表达方式。纵观李白诗歌，让人觉得大有飘飘欲仙之感，其诗之所以如此飘逸、无束，应该归功于酒，如若没有酒就不会有李白之诗。斯人用“白发三千丈”、“黄河之水天上来”、“疑是银河落九天”超乎常人想象之语言成就其诗，从而体现出他独具特色之浪漫诗风。大凡艺术家们在常人眼里都是些“疯子”，这是因为他们之精神境界与常人不同，在追求艺术之表现时常常处在“忘我”境界之中，而艺术神品就是在这种看似癫狂之中，方可达到炉火纯青之标准。宋代大草书家米芾狂草书法，其成就完全是在忘我精神状态下一气呵成，而忘我则是酒后癫狂之状态。由此可见，酒对艺术家而言是何等之重要啊！所以，文人好酒，理所当然。
以酒祭天地，充分体现出人类对天地之虔诚厚意。天地之气化作五谷，天道为生命提供慷慨惠予，人类独得其秀，出自对天地敬畏之心，用五谷之精华祭奉天地，充分体现出感恩的情怀。这种亘古及今之酒文化与诗文化，邃构成中华传统文化中一支抱朴归真之重要文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