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艾青在衡山乡村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不到半年，就写了《旷野》等不少诗作。这些诗虽说无一不渗透诗人的眼泪，满含忧国忧民的情怀，但远离烽火，闻不到“战斗的气息”，艾青心有不甘，他自问自答：“不！不能像野狗似的在荒墓间踯躅，为死人而哀伤……”

就在艾青为追寻春天艰苦求索满心苦闷时，他的好友叶以群从重庆寄来一封直戳他痛处的信：“你不能老在乡下呆，太闭塞，太憋气。”几乎与此同时，重庆育才学校魏东明诚恳地给他发来一封邀请函：陶行知先生想请你去育才学校兼课。艾青满心欢喜，简单收拾行装，马上从湖南新宁出发奔向重庆。

赴渝途中著《火把》

艾青启程沿着夫夷江西行。先乘坐小木船，船到邵阳，改乘长江轮。船在广阔与渺茫之中航行，艾青满怀思绪构思着自己的诗篇。凝视奔腾不息的长江，仲春的艳阳正高悬在轮船前方，迎着火红的太阳，诗人心绪难静。在武汉，他想起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民为纪念“七七”抗战周年，举行歌咏火炬大游行，千万只火炬在天黑时举了起来，把武汉的大街小巷映得通红；他想起许多支游行队伍安排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上，点起火炬，映亮水面，一条条船只像火龙追波逐浪，仿佛要使整个长江燃烧起来……一江波涛在诗人心中汹涌,那熊熊燃烧的火炬，不正是象征着千千万万同胞对强大的新中国的热烈期望么？不正是象征着千千万万走向革命、走向光明的青年么？

艾青捕捉到了火炬的形象。在1940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到五四青年节，在劈波斩浪奔向重庆的长江轮船上，他一气呵成，写出了抗战时期又一首优秀的长诗———《火把》。熊熊的《火把》点燃了诗人心中压抑已久的情绪，点亮了无数青年迷茫彷徨的心，点燃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抗日救国的热情。

这首诗可以称作《向太阳》的姊妹篇，是一曲抗战年代唤醒徘徊青年、鼓舞革命青年寻求理想道路的青春之歌。五月上旬一到重庆，当时正在《中苏文化》担任编辑的葛一虹捷足先登，第一时间找到艾青，一手抢去《火把》手稿，一手交给艾青二百元银洋，使艾青不至于一到重庆就饿肚子。长诗《火把》很快就在《中苏文化》上发表了。

教授学生新文学

育才学校是陶行知先生自费创办的。《育才公约》规定：“主任、辅导员为真理之传播者，艺友为真理之传播兼学习者。”学校密切结合时事，把抗日宣传、民主教育贯穿于全部教学过程中。学校容纳了不少共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成为当时重庆地区抗日、民主斗争的一个堡垒。国民党视之为眼中钉，不发补助经费，企图把育才学校扼杀于摇篮之中。当时在育才学校聚集了大量的全国知名文化人士，老舍任古文系主任，贺绿汀任音乐系主任，陈烟桥任美术系主任，张明任戏剧系主任。艾青来了，陶行知立即委派他担任新文学系主任，兼任“新文学讲话”课的教员。

艾青喜欢学生们，常常对他们说：“我要向比我年青的一代学习。中国假如不向年青的一代学习，是没有希望的。”在战火和忧患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学生，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往往超过了他们的实际年龄。他们关心时事，富有探讨问题的兴趣、追求真理的热情，常常为接触到的新事物争得面红耳赤。有个学生当着艾青的面，口若悬河，大摆“龙门阵”，讲到大熊星座与牛郎织女的故事时，添油加醋，引人入胜。艾青称赞他：“你想象力丰富，有诗人气质。”这不经意的一句赞许，竟塑造了这个学生的未来，后来真的成了诗人。

育才学校不大，却人才济济，文化名人比比皆是，在重庆的影响越来越大。鼓吹绥靖的国民党坐不住了，特务机关把育才学校作为监视重点，陶行知先生多次收到国民党特务的恐吓信。陶行知为学校前途再三考虑后，找到艾青商量：“育才你来搞，我去美国。”艾青只想自由写作，不想被行政事务羁绊，没有答应。后来，陶行知先生也没有去美国，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心怀家国创佳作

不久后，由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办的《文艺阵地》杂志从武汉迁到了重庆。在武汉时，艾青担任过该杂志的编委，于是他离开育才学校，回到了《文艺阵地》编辑部。作为编委的艾青，在紧张的编辑工作之余，一边写作大量的文艺评论、散文、诗歌发表在重庆的报纸杂志上，一边参加不少社会活动。重庆举办全国美术展时，艾青把留在自己身边的画作拿了出来，参加本次展览。林风眠看了艾青参展的四张画后，给予了很高评价。不久，经过郭沫若的介绍，艾青见到了周恩来。之后，艾青又多次去过曾家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聆听周恩来讲话。当时，他同田汉、胡风等人来往较密切，常在一起谈形势，谈文艺，到中苏友协喝咖啡。

在重庆半年多的时间里，艾青活跃于“大后方”文化中心，在共产党和进步民主人士影响下，大量的诗歌合着时代脉搏激烈跳动，以宏放又深沉的声音在民族危难时唤醒人们的灵魂。艾青将自己的“生命之泉”汇入反法西斯战争的“汪洋大海”，以极高的热情写下了大量诗篇，创作了《城市人》《赌博》《旷野（又一章）》《老人》《公路》《高粱》《篝火》《荒凉》《广场》《夜》等佳作。在这些作品中，看似纯属描写自然景物或生活风貌的诗，实则是诗人继续抒发着自己深重的忧郁和悲哀，满含着对国家前途的深深关切。在激奋的诗歌中诗人始终高举火把，长鸣号角，让浩气横流于每一句诗行间。

赤忱向往奔延安

1941年初，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民党掀起了第三次反共浪潮。在重庆，国民党特务加紧了对进步文化人士的监视、恫吓、逮捕活动。艾青好几次发觉，自己一出门，身后就有“尾巴”紧随。有一次，艾青收到由陈立夫、谷正纲、吴国桢等人联名签署的请帖，邀他参加“国父纪念周”活动。接到同样请帖的还有田汉。田汉问艾青：“去不去？”艾青坚决地回答：“这里有阴谋，不能去，也希望你不去。”田汉接着说：“对，我们不去，沉默就是抗议！”

山雨欲来风满楼。周恩来十分关心这批大后方进步人士的安危。1月间的一天，周恩来、邓颖超和徐冰夫人来到北碚育才学校。胡风通知艾青去听周恩来的讲话。周恩来纵谈抗战处于相持阶段的形势，勉励进步文化人士努力工作。周恩来知道艾青主要靠微薄的稿费维持生活，而且国民党特务对这位进步爱国青年跟踪甚紧，所以在众多与会者中特别提到了他：“像艾青先生这样的人，到我们延安可以安心写作，不愁生活问题。”周恩来一席话，让艾青心里热乎乎的，多年苦苦求索，一路迷茫坎坷，现在，周恩来给他指出一条通向光明的道路。

在周恩来、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艾青的妻子与三位八路军家属，于1月下旬先期出发前往延安。她们搭上董必武的吉普车，周恩来在红岩村大门口亲自送她们启程，并一一与她们握手告别：“同志们，一路小心，我们很快会见面的！”

二月，周恩来给了艾青1000元的盘缠。艾青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沈求我借给了他一张身份是绥蒙自治指导长官公署的高级参谋的证件。临行前，周恩来还特地叮嘱艾青：“你走大路，不要走小路。万一给扣留了，就打电话给郭沫若。”

经过一番乔装打扮，身材瘦高的艾青身穿水獭领皮大衣，装扮成高级参谋；画家张仃曾在榆林待过，熟悉那一带内情，让他穿着长统马靴，做手持证件的副官；作家罗烽老练沉着，剃个光头，担任勤务兵；诗人严辰是唯一戴眼镜的，穿上咖啡色长袍，正像随行的文书；作家逯斐则化装为家眷，在行李箱里放上新的羊皮茄克和演戏时用的高跟鞋。5位热血青年，满怀革命理想，踏上了去延安的路程。

艾青一行凭着机智和勇敢，瞒过了国民党哨卡严格的盘查，历尽艰辛，在1941年3月8日这天，踏上了这片象征着光明的土地———延安。这位唱着《大堰河——我的保姆》享誉诗坛，高举《火把》满怀激情奔向重庆的年轻诗人艾青，终于能张开双臂热情地拥抱梦想中的精神家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