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和符力主编的《新时代诗歌百人读本》（长江文艺出版社），我认真研读了几遍，觉得有话要说。

初看书名，我就在想：有没有一种诗歌叫作“新时代诗歌”？显然，我们正置身于新时代。既然有了实实在在的新时代，那就一定会有“新时代诗歌”，就像五四时代有五四诗歌、抗战时代有抗战诗歌、新时期有新时期诗歌、新世纪有新世纪诗歌那样。

关键是，何为“新时代诗歌”？“新时代诗歌”有没有呈现出有别于之前中国诗歌的、崭新的诗歌经验及诗歌形象？“新诗”有别于“旧诗”的关键在“新”——通俗化的形式与个人主义以及稍后的平民精神。而作为“新时代诗歌”，与20世纪之前的中国诗歌相比，其“新”在哪里？如果说20世纪中国诗歌以“民族独立与解放”为总主题、以“悲凉、沉郁的焦灼感”为总体美学基调的话，那么，在我看来，新时代诗歌总主题是抒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以及在此文明进程中中国诗人个体的自信感受、明亮情调和综合性的诗艺表达。

一种有价值的诗歌选本，必然要把握并传达不同时代的诗学观念，以及相应诗歌批评理论的调适。编者一改通常选本在诗歌选篇之前加“序言”、之后加“后记”的惯例，让读者通过阅读这个“读本”得出自己心目中的“新时代诗歌”形象，而不是由编者“给定”。也就是说，编者的明智之举在于：有意弱化其作为编者的主体性，让选本的诗歌自身尽情展现自己。

那么，该“读本”展现了怎样的新时代诗歌形象呢？翻看目录、细读文本你就会发现入选诗人面孔及其诗歌写作之新。与同质化的“年度诗歌选本”不同，该“读本”入选了在编者看来能够代表新时代诗歌写作的新诗人及新诗篇，而不是某些“老面孔”“老三篇”的大杂烩。即使入选的“老诗人”，也是选取了他的新作品。比如，开卷诗人吉狄马加，编者就选了他的《时间的入口》。身处新时代，诗人兴奋地告白：“但是今天，作为诗人/我要告诉你们，时间的入口/已经被打开，那灿烂的星群/就闪烁在辽阔无垠的天际”；与此同时，他决意要“向一个穿越了五千年文明的民族/吹响了新时代——前进的号角”。又如，20世纪80年代以“政治抒情诗”《现代化和我们自己》而名世的张学梦，又以个体方式参悟新时代，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这就有了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伟大的思想实验》。

“读本”里的不少诗人在新时代之前就开始写作，有的还小有名气，但他们毕竟不是“新时代之前”诗歌写作的代表。入选到这个选本是否就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成为新时代诗歌写作的代表呢？这有可能反映了编者对新时代诗歌经典的构想及其“文学史想象”。该选本不叫诗歌“选本”，而叫诗歌“读本”，就隐含了对入选的新时代诗歌的某种价值判断，其背后的诗歌遴选机制、意图和观念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反正，“读本”隐含了经典、经典性、准经典的意味。

跨进了新时代“时间入口”后，在新时代的诗歌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高铁、快递、港珠澳大桥、C919大飞机、蛟龙号、朱日和军演、特色小镇、精准扶贫、国企、大国工匠、蓝色海洋、时代楷模、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这些名称、意象、形象，在以往的诗歌里几乎是看不到的，而在新时代诗歌里则比比皆是。尽管我们不能把所有出现新时代标识的诗歌一律称之为新时代诗歌，但是这些具有新时代意象的诗歌，至少从一个很重要的侧面塑造了崭新的、鲜明的、典型的新时代诗歌形象。

所以，我们一方面要正视新时代诗歌场域及生态的变化，另一方面要把握新时代诗歌的现代性逻辑及其诗歌演进，还要倾听新时代意识形态的诗意询唤。同时，还要正确看待新时代诗歌里“常”与“变”的关系，及其相应诗篇在新时代诗歌系列里的秩序及意义。不变的是人之为人、中国人之为中国人、中国文化之为中国文化的“中国性”的东西，变化的是中国的物质生活、精神实存、现实政治、生态建设都更加“文明”起来。新时代诗人的写作，回归诗人本位和诗歌本身，秉持宽泛、多元、开放的包容性诗学观念，以从容而优雅的诗意姿态呈现新时代新气象给诗人带来的情感热度、思想深度和诗艺难度。

概言之，该“读本”的价值在于，既启发了我们对于“新时代诗歌”内涵与外延的思考，也展现了新时代诗歌的崭新形象，同时还构想了新时代诗歌经典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