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肖像 罗雪村 作

冯雪峰的编辑活动与他的革命活动、文学活动始终紧密联系。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还是“湖畔诗人”的冯雪峰就开始从事诗歌集和刊物的编辑工作。上世纪30年代初，在鲁迅的指导下，他联合施蛰存等人主编了“科学的艺术论丛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的文艺政策。左联时期，他又主编了《萌芽月刊》（后名《新地》）、《前哨》（后名《文学导报》）、《世界文化》，并协助丁玲编辑《北斗》。抗战时期，他曾担任《抗战文艺》的后期主编。1948年至1949年间，冯雪峰在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办的时代出版社从事编审工作，促进了中苏文化交流。

1953年，全国文协改组为中国作家协会，冯雪峰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党组成员。因有丰富的编辑经历，再加上想干一点“具体的文化工作”，“走单单做一个作家的道路”（胡愈之《我所知道的雪峰》），冯雪峰的工作重心便放在了编辑活动上。除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工作外，冯雪峰最重要的编辑实践即是在中国作协的机关刊物《文艺报》展开的。冯雪峰成为《文艺报》的主编，很大程度上还因其文艺理论家的身份。1952年，丁玲改任《人民文学》主编，胡乔木提议由冯雪峰接替丁玲做《文艺报》的主编。据丁玲回忆，“他主编《文艺报》是有人在会上提出来我赞成的。因为我觉得我编《文艺报》不适合。我不是搞理论的，他是搞理论的。他编《文艺报》比我好，由冯雪峰来编，我向来是这样主张的”（丁玲《我与雪峰》）。实际上，作为资深文艺理论家的冯雪峰接手《文艺报》后，便一直在文艺与政治之间做着调适，对如何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做了认真而严肃的探索。

在1952年至1954年期间，冯雪峰主持了《文艺报》总第55期（1952年第二号）至总第123期（1954年第二十二号）的编辑工作。他的办刊宗旨符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他认为“《文艺报》是一个以宣传和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积极开展文艺批评为主要任务的刊物”，“他的原则，就是组织和发表一切有利于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文艺事业的发展的评论”。而在冯雪峰担任主编时期，《文艺报》增强了政论性的文章，出现了“双社论”的版面安排，不仅在文艺批判潮流中成为一股积极的力量，同时也显示出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冯雪峰作为主编力图兼顾不同的宣传重点、增加讨论热点，从而探索新文艺走向的办刊智慧。

但是这并不代表冯雪峰就赞成文学的完全政治化，他仍然希望打破教条主义对文艺的束缚，为作家争取最大限度的创作自由。他除对新中国文艺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予以肯定外，更指出了其时某些负面因素和领导方式对文艺发展的阻碍。如何通过《文艺报》建设“新的人民的文艺”一直是冯雪峰重点关注的问题。自担任《文艺报》主编始，冯雪峰就有意逐渐调整编辑方针。先是大量削减了针对性的酷评文章和作家检讨，1952年下半年在“文艺评论·文艺论文”一栏中共刊出33篇文章，其中仅有两篇针对性批评，而这半年也仅刊出一篇作家检讨，1953年也仅刊出何其芳、林默涵两篇批评文章。与此同时，增加了平和客观的说理性文章和指导性文章，如《评电影〈葡萄熟了的时候〉》《细节、具体描写》《地方报纸上的文艺作品评介应该面向群众》等等。“读者中来”一栏中，选刊的信件数量被有意削减，并且所刊的内容也更多指向普遍问题，而少针对具体作家，打破了以前的“读者监督机制”。在冯雪峰看来，让读者过度介入文艺创作有碍于文艺的发展，因为当时的读者“在文艺学习的态度和方法上，还有一些不够健康的现象”，“仅仅满足于一事一物的简单的定义和结论”（《文艺报》编辑部《请不要采取这样的批评态度和批评方法》）。他还重新激活了不能定期发稿的“新语丝”栏目，且由原来的每期一两篇增加至每期四五篇。当时正处于抗美援朝时期，故文章主要是批判英美战争，而在评论的文风上也延续了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后来有读者评价这个时期的“新语丝”栏目的作品，认为“多半上是好的，那么有力、精悍，艺术性也强”（《对“文艺报”的意见——读者来信综述》，《文艺报》1955年第23号）。

新中国成立初期，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部分转向行政，还有部分因不合时宜停止写作，新生力量和工农兵作家的写作此时又尚未成熟，因而文坛佳作不是那么多。为了创造文坛生气，冯雪峰便试图用自己的文章补白，以带动文坛的创造力，推动《文艺报》上批评空间的展开。在任《文艺报》主编时期，冯雪峰发表在该刊上的文章就多达40余篇。常常同一期中他的文章就有四五篇，大多是以笔名于子、俞密、白芷、李雍、甘泉等，如1952年第4期的《欧阳山等人的例子说明了什么》《毒菌的话》《不要停留》《美俘的命运》，1952年第7期的《胜利在于彻底》《人定胜天》《士不可夺志》《必须坚持工农兵方向》等等。另外，冯雪峰的编者按语也是当时《文艺报》的一大特色，他的“编者按”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学术性，这是因为他始终力图建立有定向的具体批评，试图以《文艺报》作为论争场域，从而推动文艺理论的研究。

“编者按”也成为冯雪峰隐而不宣的发声渠道，悄然传达着他对当时文艺问题的看法。借助“编者按”中对苏联文学运动、文学作品和文艺思想的论述，冯雪峰表达了对其时文学创作中的概念化、公式化的不满。《文艺报》在冯雪峰主编时期多有“众声喧哗”的现象，尤其是他发起的“关于创造新英雄问题的讨论”，后来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关键性”论争。1952年5月至12月，在主编冯雪峰和副主编陈企霞的组织下，《文艺报》开辟了“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问题的讨论”专栏，展开了不同观点在同一媒介场域的对话。冯雪峰本人也在1953年第24期的《文艺报》上以《英雄、群众及其他》为这次讨论作了最后的理论表述，指出了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作品中出现的概念化问题，展示出作为刊物主体在特殊时期的个性与勇气。

冯雪峰还十分关心青年作家的创作，在任《文艺报》主编期间，积极为文艺界培养新生力量，除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着力扶植的杜鹏程，还有后来的文论家敏泽等人。敏泽回忆他们当时一批年轻人与冯雪峰的交往，“尽管在年龄上同他相去较远，而且在资历、学识方面悬殊更大，但是，我们有什么问题都愿意和他谈。对于青年人，他永远是一个宽厚的、可信赖的长者！今天翻一翻自己早期幼稚的文章，我一眼就可以看出哪些地方是雪峰同志费了心血修改过的。一般同志的文章只要送到他的手中，他总要认真地逐字逐句地修改”（敏泽《带着歉疚的回忆》）。敏泽在1953年第22期的《文艺报》发表过一篇有关《读〈风波〉》的评论文章，该文发表前曾送冯雪峰处过目，他认真修改完后，在结尾处还加上几句，为文章增添了不少生色。从敏泽的回忆可以看出冯雪峰对编辑工作的认真，对青年写作者的重视与真诚。

在新中国成立后政治风云的变幻下，诗人、文艺理论家和革命家的身份在冯雪峰的生活中逐渐淡化，但是编辑这一身份始终伴随着他，他一直力图以政治为方向，以真诚为态度，在“政治”和“艺术”之间谋求平衡，始终没有放弃对真实的追求。冯雪峰在《文艺报》的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其在任时期的《文艺报》显示出新中国初期对新文艺的探索与努力，是新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