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春去了四川大学，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他在社科院文学所上班的时候，我们见面是寻常事。最经常的是他来我这里取诗歌有关的材料，我的收集，朋友的惠赠，包括家藏的珍本，油印本、手稿、手抄本，照片及其他与诗有关的文献，他都喜欢。数十年如一日，有约或不约，来了就动手翻检、捆扎，乐此不疲。早先交通不便，彼此间来往多半是自行车。福春爱书心切，不问冬夏，无关风雨，一辆自行车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浑身湿透，扬手而去，这是他让人感动的经典瞬间。除了搬书，我们也谈学术，诗歌创作动态，诗人轶事，他善谈，幽默，人称“快乐王子”。他还借此机会帮我处理复杂的电脑事务。数十年交往，遂成莫逆之交。自他去了川大，这种快乐的聚会就少了，挚友远离，有点落寞。昌平这边少了他的身影，我生活中快乐也少了许多。我戏言，人称“乐不思蜀”，你可好，你是“乐不离蜀”。他笑笑。

我和福春的友谊始于《诗探索》。80年代《诗探索》创刊，我任主编，却是个“光杆司令”。从创刊开始，刘福春就是编辑，说编辑好听些，其实就是“诗歌义工”，没有办公室，没有资金，也没有书号，当然这些编辑也没有报酬。从社科院到北大，贯穿一个北京城，来回都是“交通自理”——自行车。数十年如一日，为诗歌服务，他乐在其中。当然，充当这种“义工”的，还有新近去世的刘士杰，以及前后的《诗探索》同仁，包括主编在内，都是无偿劳动的。

刘福春的编制在社科院文学所，他的专业是现代文学。早年写诗的他，逐渐养成了收集诗集的爱好，由收集而研究，他终于成就了新诗的版本专家，而且形成了极具个人特色的新诗版本学理论。福春收藏极丰，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他居室紧窄，几乎所有的空间都被日益增多的诗集“霸占”，阳台上下，卧床周边，包括餐桌，过道，都塞满了诗集和文件，几无容身之地。夫人徐丽松，全力支持他的事业，成了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最无私的助手，小徐不仅贡献了本就不宽广的居室（生活的舒适），而且贡献了全部的心力。其情景极为动人，我感动之余，称她为“伟大的女性”。

由于经年不懈的努力，业界开始注意刘福春的独特成就，而且公认刘福春的史料权威的地位。但在很长的时间里，刘福春的工作没有得到承认。有一种成见是，史料的研究缺乏学术性。刘福春的职称评定，学术评估，培养研究生以及评奖等等，都没有得到恰如其分的认定。他的著作的署名曾被“等”淹没，他不平，给自己起了个笔名：竹寺。

事情的转机是在面临退休的时刻。与他经常合作的李怡主事川大文新学院，盛情邀请他“移师”四川大学。刘福春为李怡的挚情所动，决心告别定居数十年的北京，举家西迁。十几吨的藏书，通过陆运浩浩荡荡地抵达成都。李怡为这位久被“埋没”的学者提供了非常优越的条件，住房、工作室、书库和教学、经费，更重要的是充分调动了他的积蕴深远的学术实力。刘福春开始空前的忙碌，研究，整理，讲课，带学生，参加学术会议。他开始了令人艳羡的学术的“第二春”。

这一切，都是由于李怡对他的为人和学术的尊重和体认。可以说，要是没有李怡的远见卓识，以及非凡的魄力和坚定的行动，刘福春辉煌的学术生涯可能是另一番景象。“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在四川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成立仪式上，我引用了李白《与韩荆州书》中的这句话，以表示对刘福春的祝贺，也是对李怡的赞赏。在我的心目中，李怡就是当代的韩荆州。李怡比刘福春年轻，论辈分应是后学，但是他有深远的学术视野，他是令人尊重的“韩荆州”。

那一年，杜甫在成都写了一首《春夜喜雨》。有句曰“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个“重”两读，不论何音，都与雨中之花有关。李怡引刘福春到了成都，这城市的学术顿时生动起来，锦官城里的花也开的更加茂盛喜人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