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经典往往自身都构成一个宇宙，自足，无限，虽有其结构脉络，但对于试图把握宇宙整体图景，并找到自我定位的文学爱好者来说，避开认知黑洞，一份星际导航地图无疑是不可缺少的。

“活人的书正在经历无情的死亡，而那些经受了时间淘洗的作品，是值得信赖的，留下死者不朽的声音。”这是沈苇为自己的阅读观辩护的核心理由，这样的判断尽管听起来稍显惊人，但道理却是真实有效的——只有真正伟大的经典才能为诗人赋予不朽的权利，才能为读者带来持久的启示。这恰恰是经典的意义，以其近乎宇宙般无限的精神空间不断召唤我们进入，并且为每一次进入赋予新的认识。但是，必须要承认的是，进入经典，或者说让经典真正对读者产生启示却是有难度的。这种难度或源于文化差异造成的天然区隔，或源于认识层次的差异，或源于个体成长环境的不同等等。不管怎样，对于每一个试图要提高自己的读者来说，要克服这些困难似乎都需要必要的引导，并以此为基础逐渐发展出自我反省和自我教育的能力。此外，从根本上来讲，伟大的经典往往自身都构成一个宇宙，自足，无限，虽有其结构脉络，但对于试图把握宇宙整体图景，并找到自我定位的文学爱好者来说，避开认知黑洞，一份星际导航地图无疑是不可缺少的。沈苇的《正午的诗神》正是承担着导航者的角色。但是，要承担这样的角色绝非易事，需要一些既简单又复杂的品质，即一种平等的对话态度，清晰把握重点的能力和朴素具体的谈论方式。这恰恰是《正午的诗神》所呈现出来的。

一

经典和读者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只有在这种条件下经典才能以一种活的方式启发我们。彼特拉克曾说，“书可以使我们心旷神怡，和我们说话和商量，以活生生的、主动的友情成为我们的伙伴。”这段话表明了这位文艺复兴时期大师对古典文明的热爱和崇敬，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辨别，就会发现彼特拉克把自己和书的关系定义为伙伴关系。平等对话的关系极为重要，能够赋予读者和经典以真正的生命力。这一判断我们可以从反面去理解，如果在面对经典时高高在上，视其如可践踏的尘土，或者把经典过度神圣化，视其为神主牌位，都意味着经典和读者的双重死亡。在上述两种情况下，经典创造出的世界以及读者的自我经验世界，彼此构成一种压制关系，变成单方面的喋喋不休。这样的关系令人感到绝望，与经典与自我构成世界的丰富性格格不入，而对话性的阅读不只是经典构造的世界在读者阅读过程的复活，也是读者能够进行反思的自我的开始，两者之间相互映照，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沈苇在讨论一系列诗人的过程，恰恰体现了上述对话精神。在后记中，他说，“从荷马到希尼，我写了40位外国重要诗人，对西方诗歌传统进行了一次个人化的、选择性的梳理。此书是我的读诗随笔，是青春期的‘拿来主义’，自己给自己上的‘诗歌课’，借此建立起个人的文学参照、审美趣味和价值尺度，持续半年的写作，其本身是一个学习、倾听和放眼世界的过程。”这段话非常值得注意，即沈苇对自己对自己撰写本书目的的认识，绝不是高校文学系从事文学研究的专业学者所注重的公共话语交换，而是特别侧重这一过程中的个人性，“建立起个人的文学参照、审美趣味和价值尺度”。这恰恰是一个诗人与经典诗歌之间应有的关系，或者更为确切地说，读者与文学之间应有的关系。事实上，这一关系在目前学术话语体系中恰恰是不正常的，文学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正在被种种无聊的套话和行话所遮盖扭曲，演变成一种利益关系复杂的招投标游戏，而作家和读者的自我并没有真正有效的关联到一起。当然，这里强调个人性或者自我，并不意味着这个个人或者自我是封闭的，趣味化的，对话态度恰恰能让读者能够诚实地面对自我，让读者自我的层次和可能性获得更大程度上的打开，也让读者能够更大限度地尊重别人的自我，从中吸取营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沈苇又说，“其本身是一个学习、倾听和放眼世界的过程。”我相信，这种感受存在于诸多诗人和诗歌爱好者身上，他们从这种对话中获得了较之于从前更为广阔的诗歌视野，并以这一视野为基点反思自我，产生了更多闪耀的诗歌花火，而未来，我们仍会从这种对话中受益。

二

菲利普·拉金曾说，“每一首诗都应该是一个宇宙。”这句话的意思是好的诗歌要构成一个完整又无限深远的意义空间。然而，好诗的这一特征却在某种程度上带来了进入的难度——无限深远的诗歌似乎变成了迷宫，让人望而却步，或不得门而入，因此，清晰有效的指引就成为一种必要。那么怎样的指引才算清晰有效呢？我认为首要的是要能够抓住重点，只有抓住重点，点亮路灯，清晰可理解的路线才能被呈现。这似乎是不言自明，极其简单的道理。然而，简单的道理往往又是最难的。越伟大的诗人，似乎越能挑起更多的问题，但是，在这些问题中，哪些是最最核心，在理解之后能够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呢？这就需要解读者具备超强的判断力，以便在无数形形色色的诱惑中紧紧抓住最根本的问题，避免陷入琐屑的纠缠。

沈苇对希尼的讨论恰恰验证了这一点。“希尼没有成为一个大声疾呼者，他保持了克制忍耐的姿态”，这是一个极为精准的判断，把握住了希尼诗歌的核心特征，或者说，读者以这一判断为起点，可以更好地理解希尼。那么，这一判断的内涵是什么呢？首先，它抓住了希尼诗歌的语调特征。希尼的语调很少亢奋，往往处于一种克制造成的微妙的平衡之中，即便是巨大的悲痛也不能让希尼丧失这种分寸感。在希尼的诗歌中，这种分寸感不会消减诗歌的力量，反而让诗歌力量成倍增长。比如，他早期悼念因车祸丧生弟弟的《期中假期》，悲痛被以一种极为冷静的语调一步步说出，在结尾对棺材近乎冷漠的描写中爆发，“四英尺的盒子，一英尺代表他一年的寿命。”其次，这种克制和忍耐的姿态本质上是一种更为广阔理解力和包容力的表现。沈苇认为，希尼“关注现实，关注民族的历史、经验和眼前的悲惨境遇”，但是又有“独立性和非政治倾向”。沈苇在说明希尼的忍耐是引用了其在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归功于诗》中所提到的圣徒凯文的故事，以此来证明在现实的动荡之上存在着“真理的稳定性”。这一判断同样精彩，因为恰恰是动荡现实之上的真理，让克制和忍耐，以及克制和忍耐背后强大的悲悯和同情成为可能，让希尼的诗歌充满了与单调亢奋的呼喊相对立的丰富性，或者更为准确的说，是人性。

三

文学批评带有高度的专业性。但是，这种专业性并不意味着批评行话和套话的滥用。行话与套话的存在实际上并不是让读者进入经典，而是为了阻隔读者，让读者对讲着这类话的人产生“敬畏”，在云山雾罩中奉上贡品，而不是和文学本身发生具体的联系。那么如何才能算是专业的文学批评呢？我认为与批评来自学院或民间毫无关系，正如没有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之分一样，只有好电影和坏电影的区别，文学批评也是如此，只有好的文学批评和坏的文学批评之别。好的文学批评当然是有见识，能够朴素具体地把问题讲清楚，让读者能够进入文学，而不是像上面所批评的行话和套话一样，拒人千里之外。如此，朴素具体的文学批评往往是循循善诱，对话式的，讨论方式往往是具体而微，能够真正理解文学的微妙，而不是高高在上，训诫式的，只给出抽象的，让人无直接感受的教条判令。

沈苇能够朴素具体地来讨论文学，抵达文学的微妙之处，让读者能够把文学和自身真正地关联起来。在对欧玛尔·海亚姆《柔巴依集》的分析中，沈苇指出在欧玛尔笔下，“那种感伤的快乐主义、日常生活的神性和朴素事物的魅力得以一一呈现”。对于享乐主义，沈苇的认识是深刻的，在享乐主义声音的背后是短暂和虚无的忧伤，而对于盲目的享乐主义，他提出了批评，“享乐主义如果发展成为愚蠢盲目的乐天和简单的动物式的吃喝玩乐，就成了赫拉克利特所批评的‘像猪猡在污泥中打滚取乐’”，而伟大诗人，如欧玛尔的享乐主义之所以伟大、迷人，让读者深陷其中又能发人深省的原因就在于，他的享乐主义是“苦行，是享乐与苦行的合谋”。欧玛尔诗的魅力正在于此。

可春天哪，要同玫瑰一起消亡！

芬芳的青春手稿呀，也得合上！

夜莺啊，曾在树枝间娇啼曼唱——

谁知道他来自哪里，去向何方！

沈苇认为“享乐带来忧伤，忧伤带来深刻，带来灵魂的自省、顿悟和智慧”。确实，欧玛尔的歌唱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这种悖论式的存在状态，以及他歌唱中轻与重，苦与甜的辩驳。这种辩驳被沈苇觉察，并反馈到自身的觉醒之中。沈苇曾这样描述自己获得《柔巴依集》的感受，“这册诗集来的正是时候，它的气质、语调、抒情方式和精神指向契合我当时困惑与迷惘、好奇有求索的心境。”我认为这绝不是虚情假意的客气，而是带有时代背景的真实情感和认知的反应。而这种反应，何尝不是欧玛尔在一个中国诗人内心的新生呢？对经典的进入，采用不夸张，朴素具体的方式把自己的感知耐心呈现，进而呼唤更多读者的感知，何尝不是经典与导航者的意义和价值呢？

诗人的困惑在于，可能终生写作仍然不知自己的作品是否成立，但其意义和价值在于，永不停歇的行动，直到无法写作。正是这种行动创造出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经典，在这些经典中，人类的苦乐哀愁深蕴其中，进而被一代代的读者在阅读中不断复活，使其获得新生。复活和新生绝非易事，依托于我上面谈到的诸种品质，也依托于耐心和机缘。没有耐心，大概也就没有这本《正午的诗神》了，毕竟这是40个诗人的庞大阵容。我想世界本来神秘，诗歌的存在与这本书的存在，正是这种神秘的显现，都有其隐蔽的意味供我们揣摩自省。现在，我希望读到这本书的读者能够像沈苇当年获得《柔巴依集》时那样惊喜，“终于找到它了——遥远的波斯湾古歌！”，并把这种惊喜持久地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