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词复兴是文化复兴的应有之义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可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文化自信具有决定性的重要作用。那么，我们的文化自信状况如何？

(一)横向看，我们的文化还不够强大，与13亿人口，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不相称。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对外开放日益扩大、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快速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我们现有的文化在与他者尤其是同发达国家的文化对话中，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并不占优势，甚至往往落于下风。主要表现在：

中国文化服务出口表现疲弱，从总量上来看，中国文化贸易总量不大，从结构上来看，在服务和价值输出方面乏善可陈，文化附加值低。（魏鹏举等：中国文化贸易的结构、问题与建议《山东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我国文化商品和服务引进多而输出少，虽然是文化大国，但也是文化弱国。中国在高附加值、潜在的核心文化服务上贸易逆差问题比较突出，文化贸易在世界文化市场占有的比例小。中国少有品牌文化产品和服务能够在世界主流文化市场上立足。中国既没有美国式大片如《老友记》《越狱》等，也没有能够引领亚洲的“韩流”，同样缺少日本的动漫与游戏文化底蕴，与中国5000年灿烂的文化不相匹配。（祁传效：《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现状及对策》《财经》2018年04期）

作为文化载体最热门的影视传播，从体育节目的收视率来看，我们发现最热门的体育节目是足球五大联赛、是美国NBA、网球赛；文艺节目是美国电影大片、奥斯卡大片；科教片也是BBC等纪录片雄踞榜首。据有关统计，中外文化产品的进出口逆差至少是10∶1，国产电视剧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分一杯羹。美、日、英、德、法五国音像业实际地垄断了全球音像制品市场，即使在国内收视排行榜上，哈利波特、韩剧都远都比国产剧火。

当今，文化产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点和支柱产业，有高科技支持，以视听出版、影视传媒、演艺娱乐和旅游、网络、体育、会展服务为基础产品的文化产业，已占其GDP的2/3到3/4。中国有5000年悠久灿烂的文化，但这一厚重的文化积淀大多仍停留在博物馆、研究室里，成为沉默的摆设，缺乏商业运作能力。

国产电视剧难以走出去，除了制作上普遍粗糙，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国产电视剧过于自我，自以为是，缺乏全球化视野。我国作为一个文化资源丰富的国家，随着经济的崛起却没有带来与文化大国形象相应的文化复兴。自身相当优秀的《花木兰》《三国志》等文化内容却被美日等国投资拍摄成电影，并在中国赚取巨大收入，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反思。所以目前谈文化自信，我们的底气似乎还不是很足。

因此，要想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文化合作和竞争，就必须有高质量的文化产品，这样才能把更多具有中国特色的优秀文化产品推向世界。正如十九大报告指出的：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繁荣中华文化之路，就在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创造中华文化新辉煌。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精粹部分优秀的传统诗词，理所当然是继承、弘扬、复兴的重要内容。

（二）纵向看，我们是文明古国、诗的国度，但对诗词传统的继承、发扬和创新工作还远远不够。

仅仅就诗词创作来看，虽然30多年来，诗词创作数量和从事写作诗词的人有了极大的发展，据称诗人已达300万人，已开始从复苏走向复兴。但是还是有不少问题，主要是诗词处于边缘地位的状况并未从根本上改观，复兴仅仅是开始起步。

一是社会上诗词氛围不浓，甚至谈不上诗词氛围，民众传统文化素养、诗词素养差。诗词圈内似乎很热闹，圈外人（几年以前我也是）对当前诗词状况知之甚少，漠不关心。这几年虽然经过中国诗词大会等活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诗词热，但老实说，这股热潮对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触动不大，没什么影响，诗词走向民间的活动效果也不明显。如果说不识字叫文盲、不懂法称法盲，不懂平仄可以叫做“诗盲”（为区别新诗或称为“格律诗盲”）的话，如今可说“诗盲”太多，并且人们并不认为这是传统文化修养不足。即使在知识分子当中，即使在堂堂的央视诗词大会的煌煌讲堂之上、高谈阔论之中，这种人也不少见。诗词大会上的例子不说了，还有另外几个简单的例子：

2016年著名的歌词作者阎肃去世，八宝山的追悼会出现的对联是：

文坛泰斗，满腹经纶，巨笔生花，花鲜秀中华；

时代楷模，一腔赤诚，大德流芳，芳馨沁人间。

平仄不对，不知道哪是上联哪是下联。

2007年，北京大学为欢迎国民党主席连战的演讲，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台北思故土，浦江察民情，京华叙和平，两岸三城大家一家；

湘南拜先人，金陵谒国父，长安祭始祖，千山万水心通百通。

无独有偶，同年清华大学为欢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也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

求和平，兴中华，自强不息；

增互信，促统一，厚德载物。

如此重要场合，如此重要人物，出现的对联（属于诗词知识）尚且如此，可见知识分子的诗词素养了。直到现在依然如此，如今年2月13日《光明日报》头版刊发的某位名人的对联书法（春日祥和幸福年，彩灯高照平安门），如今年央视春晚相声中引导观众的联律错误。

二是在媒体传播中，诗词地位不突出，甚至没有地位。近年来央视和少数省级电视台的有少量的诗词节目，但是报纸文学副刊还是没有把诗词当回事。主流报纸刊登诗词的极少，少数报纸只偶尔在传统节日稍有点缀，意思意思一下。就连中国第一报纸《人民日报》的副刊也基本不发诗词。《人民日报》每天都有副刊，其《大地》文学副刊是名牌栏目，现在每周3—4期，另外还有读书，文艺评论、艺坛、美术、读书等副刊。我翻阅了了今年1—2月的《人民日报》，没有发现一首格律诗词。《光明日报》也大体如此。本人所在单位是省委机关报，副刊在传统节日还发表一些诗词，本单位一份都市类报纸的文学副刊即使节日，也不刊发诗词，我同该副刊主编探讨过，副刊主编称以前发过诗词，因有读者来信指出平仄问题，为了少麻烦，就干脆不发了。有的报纸即使有限地刊登一点诗词，由于把关人诗词水平不高甚至完全外行，要么像上述那位主编干脆拒之门外，要么导致刊发作品内容低劣，甚至出现错误的导向，如前面提到的对联问题。

当今是信息化的社会，传媒化的社会，由于媒介传播信息的无孔不入，人们几乎从摇篮到坟墓都被裹胁在种种信息中。电视、网络、报纸等媒介不同程度地取代了书本、教师、课堂。人们在这里获取知识、认识社会和了解人生，进一步形成自己观念，最终成长为社会人。正如著名传播学家丹尼斯·麦奎尔所说的：“受众既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也是媒介及其内容的产物。”电视、报纸等传媒对诗词的轻视和误读，对于传承诗词是个重大损失。

三是在当代文学的殿堂里，诗词基本没有地位，（作为当代主要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一直不包括诗词），有时候边缘徘徊，多数情况下可能连边缘地位都没有。既没有官方诗词组织（中华诗词学会没有正式编制，各省市诗词学会除了一二家外，绝大多数没有正式编制），也没有日常预算。全国有公开刊号的诗词刊物屈指可数，绝大多数省级诗词刊物没有刊号，杂志的编辑出版发行没有可靠的经费保证。在各地文联、作协主办的文学刊物上，没有诗词的地位（比如湖北省作协办的《长江文艺》、武汉市作协办的《芳草》，都有诗歌栏目，但都不发表诗词）。（像《诗刊》这样有诗词栏目，有专门的诗词增刊的，可能绝无仅有）。而中国的国情，如果不是官方机构，没有纳入政府组织的活动，是很难搞好的。

四是近年来出现的诗词热流于表象，停留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为古典诗词的阅读记忆量，而对诗词的艺术规律涉及很少。即使在央视诗词大会这个最火的节目中，赛的也是选手的诗词记忆量。几位教授嘉宾的表达能力很好，可是他们对诗词的阅读鉴赏，没有涉及诗词的创作规律；他们评说诗词美，也只是思想内容，表达的情感，营造的意境。至于诗词的创作的基本要求、规范、格律，则基本没有涉及，因为他们自己就不从事诗词创作或创作基本没有入门（例如某两位教授创作的诗词出现硬伤）。假如这几位导师懂得诗词创作，在点评欣赏传统诗词的过程中，顺理成章地讲一下诗词为什么朗朗上口、抑扬顿挫，就因为它的音韵美，因为它有平仄相对、相错、相黏等等规律，就是理想的诗词传承了。我们当然不能苛求于那几位教授不善于创作诗词，人无完人，他们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然而，假如能够找到精通诗词的教授来讲，岂不是锦上添花。例如北大钱志熙、中山大学张海鸥、中国地大褚宝增等教授。如果他们（都是名师）到诗词大会上作点评，当能别开生面，更有助于普及诗词知识，有助于诗词复兴。传承诗词当然要从阅读开始，但是仅仅是阅读记忆还不足以担负起复兴诗词的重任，必须在此基础上前进一步，才能完成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诗词的历史使命。

由此可见，在文化自信亟待加强提升的当下，诗词的传承与发展要做的事情还很多。正是基于这种清醒的判断，所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迫切需要深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二、诗词复兴重点在哪里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要增强本国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就必须具有民族特色，就必须回到我们的文化根本，文化的源头。我们诗词的根在哪里？在唐诗宋词，在诗经楚辞。因此我们要回到唐诗宋词，回到诗经楚辞，回到魏晋风骨、回到先秦诸子，回到孔孟老庄。回到中国文化的源头。这也是复兴的本来之义。《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也明确指出了增强文化自信的方向：“迫切需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进一步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

就诗词而言，我们需要深入挖掘哪些“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内涵”呢，也就是说，诗词复兴什么？我以为有两个重点，一是传统诗学理论，一是诗词人文精神。

（一）传统学理论，主要是孔子总结出并得到后世公认的“兴观群怨”理论。

兴观群怨，来自孔子对诗学理论的高度概括，也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源头。

兴观群怨出自《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说明了诗歌欣赏的心理特征与诗歌艺术的社会作用。这是对诗歌社会作用最高度的赞颂。王夫之曾说：“兴、观、群、怨，诗尽于是矣。”

“兴”：孔安国注：“兴，引譬连类。”朱熹注：“感发意志。”就是说诗是用比兴的方法抒发感情，使读者感情激动，从而影响读者的意志。“观”：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见得失”，就是说诗歌可以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的政治的得失。“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就是说诗可以帮助人沟通感情，互相切磋砥砺，提高修养。“怨”：孔安国注：“怨刺上政。”是说诗可以批评指责执政者为政之失。

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毛诗序》那一段著名的热情洋溢的颂词：“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现代诗歌批评所津津乐道的认识、教育、审美三大作用，在孔子的这段话里实际上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这里需要指出，孔子所说的“怨”，不仅仅包含孔安国所说的“刺上政”。在《论语》中孔子就批评了不良政治的各种表现。这些批评，如以诗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然就是“刺上政”的“怨”。肯定诗可以用来批评不良政治，也就是肯定诗具有文艺的批判作用。这是一个有重要意义的文艺思想。但孔子所说的“怨”又不止于“刺上政”。清代黄宗羲已经指出：“怨亦不必专指上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除君臣关系之外的父子、兄弟、夫妻、朋友等各种社会关系中，当人们合理的欲望和情感要求得不到实现，或遭到压制、否定的时候，都可以通过诗“怨”一下，这种“怨”是合理的。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在“兴观群怨”的诗学理论的影响下（尽管创作实践中，时有脱轨），中国历代诗人创造了辉煌的诗歌，号称诗的国度。今天看来，“兴观群怨”的理论当然不够尽善尽美，有其局限性。然而我们并不能因其局限性而抛弃孔子这一重要理论。我们对比时下的诗词创作，扪心自问，对于这一重要的诗学传统，我们做的怎样？当下的诗词创作，多少实现了兴观群怨的文艺功能？

且不说“怨”——批评的功能（此话说来话长），仅仅就“观”——而言，也是不够的。按照郑玄、朱熹等人的说法，“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考见得失”，能够帮助读者认识风俗的盛衰和社会的中得失。人们所以说杜甫的诗具有诗史的意义，就是因为通过“三吏”“三别”等篇章，看到了安史之乱那这一段时期的社会现实，这是“观”的诗学传统的典型体现。曹操的《蒿里行》记述了汉末军阀混战的现实，真实、深刻地揭示了人民的苦难，堪称“汉末实录”的“诗史”。还有陆游的《关山月》《书愤》《示儿》等也具有这种强烈的诗史色彩。对比这些优秀的“观”作品，我们今天的诗词中的“观”的远远不够。视野既不宽广，眼光也不深刻。

从本人这几年编辑整理、以及组织两届孟浩然田园诗词大赛所接触到的大量田园诗词作品来看，虽然写了农村画卷、农民画像、农业样貌，大体表现了今日的田园，关照到了今日农村的现实生活，反映了这些年来发生在农村土地上的变化，然而，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作品对农村社会的观察视野不够开阔，对农村社会的深层变化反映不够全面，多数作品停留于桃花源式的乡村风貌、安居乐业的农民以及遍地金黄的丰收景象。大量是“今天的村庄唱着过去的歌谣”。今天的农村田园面貌的丰富性、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过去的村庄”，然而这种丰富性在诗词中表现不够，有的还是空白，即使偶有涉及，也仅仅是触及皮毛。农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甚至危机，如“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耕地抛荒、水流污染、治安恶化等等，对这类消极现象，作品的观察与反映还远远不够。

二是作品内容浅层描述者多，深刻表达者少，到处莺歌燕舞，花红柳绿，小桥流水，国泰民安，桃花源几乎无处不在。这些内容当然不错，作品基调健康，但是仅仅停留于此，则显然将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进行了简单化处理，失之于表面化和人云亦云。没有读懂在这个巨大变化中人们所付出的艰辛努力，所带来的深层意义和长远影响，低估了农村四化进程中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而对农村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或危机缺乏深切的人文关注和剖析，则是作品缺乏时代精神高度的重要原因。

（二）古典诗歌中的人文精神。

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从田园诗到边塞诗；从闺怨诗到送别诗；以及屈原、建安诸子、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李商隐、苏轼、陆游、李清照、辛弃疾、元好问、张养浩、马致远、白朴……等诗人大量的作品中，充溢着一股强大生命力，具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人文主义精神。

一是家国情怀、忧患意识。

爱国主义精神、家国情怀，是古典诗词中最响亮的声音。从先秦、两汉的作品就开始响起了这种旋律，经魏晋南北朝，直到唐宋，达到高潮。无论是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九死其犹未悔”对家国的忠贞，吴均的“铁骑追骁虏，金羁讨黠羌，男儿不惜死，破胆与君尝” 的为国杀敌壮志，到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坚毅；王昌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胜利决心，爱国主义精神始终是诗人最执着的创作的基调。而到了南宋时期，家国情怀更是成了激励人们奋发图强的精神动力。我们今天读陆游、辛弃疾、陈亮、张元干、张孝祥等人的诗词作品，仍然感到热血喷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沙场秋点兵”“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 到了南宋末年还有表现崇高的民族气节的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绝唱。

忧患意识则体现的对民生的关切，对大众的同情，如杜甫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诗篇，对人民在烽火离乱的人世间痛苦生活，表达了深深的同情。曹操《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也流露出了这种人性光芒。白居易《卖炭翁》《观刈麦》、李绅《悯农诗》所体现的悲悯情怀，张养浩《潼关怀古》“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和对国势的担忧，如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辛弃疾“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文天祥“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二是生生不息、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屈原“路漫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表达了对真理的坚定信念和矢志不移的追求；王之涣的“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作者积极进取、昂扬向上、豪放豁达的乐观精神；白居易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对生命力的讴歌；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洋溢着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表达了豪迈的和气概高度的自信心；高适“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充满了对朋友的勉励；刘禹锡的“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陆游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则是对暂时挫折的藐视，对光明前途的坚信……

三是乡土之恋、人伦之情。

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杜甫“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孟郊的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贺知章“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等诗篇所抒发的乡愁，对故乡的眷恋，对慈母的怀念，既是古典诗词的重要意象寄托，也是从古到今人们用自己的方式排遣着难以愈合的乡愁思绪。

还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朋友之谊；更有王维兄弟之情。“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牵挂和苏轼“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祝福。既有感动和“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的痴情，也有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豁达，有对孤寡老人的同情：“堂前扑枣任西邻……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甚至对发小的情谊也珍重有加，格外吟咏：“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中国是礼仪之邦，向来重视人情伦理道德，对父母之恩、兄弟之情、朋友之谊，自然是传统诗词中的重要题材。

这些洋溢在古典诗词中的人文精神，无论是国家情怀、忧患意识，还是生生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乃至乡土之恋、人伦之情，都是典型的“言志”“缘情”“载道”的产物，是留给后人宝贵的精神财富。它或激昂、豪迈，或热烈、沉郁，或深情、温暖，千百年来，激励和鼓舞着后人积极进取，风雨无阻，勇往直前；慰藉着人们的心灵，滋养着人们的德行，引导着人们走向真、善、美。都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有助于今天匡救时弊、强壮筋骨、提升浩气、丰富血肉、拾起信任、重建道德，更是今天诗词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是复兴诗词不可或缺的文化基因。

巴晓芳：《湖北日报》高级记者，湖北省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