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术（油画） 于超越 陈向 作

说不出的快乐浮现在它们那

人类的面孔上。这些似鸟

而不是鸟的生物，浑身漆黑

与黑暗结合，似永不开花的种籽

似无望解脱的精灵

盲目，凶残，被意志引导

以上诗句出自西川当年的代表作《夕光中的蝙蝠》，这只漆黑、怪异、丑陋、恐怖、盲目、凶残、不祥的“蝙蝠”再一次倒挂在人们面前。西川诗中的“蝙蝠”让我想到了画家戈雅的《产生妖怪的理性之梦》。人类的诸多疾病往往与动物有关，“人类疾病源自动物这一问题是构成人类历史最广泛模式的潜在原因，也是构成今天人类健康的某些最重要问题的潜在原因。”（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总会有不祥和恐惧时刻的到来，而任何一个时代一个时期的诗人都必须接受诗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挑战。

诗歌并不是在所有的时刻都是有效的，我们需要的是有效写作以及能够穿越时间抵达未来读者的历史之作，但是在特殊的时刻和节骨眼上，诗人如果不写诗的话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担当和效力，尤其是严峻时刻对诗人的责任感和社会良知的要求。质言之，无论是日常时期还是非常时刻，“诗与真”一直在考验着每一个写作者，“无疑，在今天的具体历史语境中谈诗歌之‘真’，肯定不是指本质主义、整体主义意义上的逻各斯‘真理’，亦非反映论意义上的本事的‘真实性’。而是指个人化历史想象力和生命体验之真切，以及强大的语言修辞能力所带来的深度的‘可信感’。”（陈超：《诗与真新论·自序》）诗人既是社会公民又是语言公民，前者不可或缺，而后者也同等重要，因为只有始终保持语言公民的标准和底线才能使得“诗歌首先是诗歌”，然后才是诗歌承载的其他功能，才能使得个人文本与同时代人的其他文本标志化地区别开来。

总会有突如其来猝然降临的严峻时刻，它们可憎、可怕的面目和携带的危害、后果会超出所有人的想象极限。新型冠状肺炎的疫情就这样来了，给所有人以猝然一击。每一个人都在盯着手机屏幕看肺炎疫情的最新动态，看着地图上颜色的加深，看着那些数字的更新。伴随着疫情的加剧，伴随着疫情和救治的博弈，伴随着恐慌与焦虑，伴随着爱心和援助，伴随着空前增强的民族凝聚力，更多的文学机构、新闻媒体、诗歌刊物、综合性文学刊物，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平台，纷纷在第一时间征集“抗疫诗歌”并推出大量的专辑。在封闭、沉闷、压抑的氛围中，“我手写我口”成为很多对生活具备敏感触角的诗人的主动选择，而那些“心急手快”“一吐为快”“不吐不快”的诗人们更是一天数首甚至一天十几首。我身边有很多诗人朋友就在第一时间写了抗疫诗歌——这也是“诗言志”传统的接力，甚至有的诗作在微信公众号推出后点击率高达数万。当然，也有的诗人朋友非常谨慎而没有动笔，因为他们有各自“不写”的理由。在重大社会事件和重大灾难暴发的时候，总是敏感的诗人们第一时间站出来。据笔者统计，目前已经有数万首抗疫诗歌产生，甚至已经有个人抗疫诗集（有的名之为“抗疫纪实诗集”）要在2月份出版，后续的还将有数家出版社推出抗疫诗选，比如四川文艺出版社的《另一种驰援的集体行动——2020年中国抗疫阻击战诗选》。

毋庸置疑，“抗疫诗潮”真真实实地到来了！“写”或“不写”以及“写什么”“如何写”“写出的是不是诗”又成了极其紧迫又焦灼的诗学命题和现实难题，由此我又想到了2008年的“抗震诗潮”。在特殊时期诗人从社会公民和良知道义的角度写诗是必须受到尊重的，这也是诗人不容推卸的责任，但是评价诗歌自有其本体的标准。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年高达几十万首的“抗震诗歌”能留下来的有几首呢？无论是日常生活流还是巨大事件的历史时刻，无论是奥斯维辛之时还是奥斯维辛之后，任何一个时间都给诗人设置了难题。这一难题或挑战，既是社会学层面的又是诗学层面的。当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公众心理产生巨大波动，当疫情已经改变了日常生活的秩序，在“规训与惩罚”中，在“抗疫与救助”中，在“真相与舆论”中，人们开始正视生死存亡，每个人都在经受人性和爱心的考验。与此同时，疫情也考验着一个国家的应急能力和救援能力，确诊的人、疑似的人、死去的人、封闭的人、逃亡的人、惊恐的人、旁观的人、造谣说谎的人、哄抬物价的人、制造恐慌的人、戴口罩的人、逆行的人、援助的人、穿白衣的人、累倒的人、感染的人、牺牲的人，他们实际上不是单独的个体，而是给了每一个人包括写作者重新认识生命、人性、疾病以及医疗、民众、社会和国家的入口。正如当年的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1985）中穷尽了“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各种爱情可能性，正如加缪通过《鼠疫》（1947）揭示了各色人等形形色色的心理、动机和不可思议的行为一样，“抗疫诗歌”以及“灾难诗歌”同样应该最大化地揭示现实、真实以及人性、疾病的诸多可能。

问题来了，在严峻的异常时刻我们是应该发声还是应该沉默？我们是付诸于行动还是诉诸于笔端？我们是该赞美还是该批判？我们是该说出真话还是用假嗓子表达？我们该讨伐哪一个真正的宿主？我们该将疫情归罪于谁？疫情到来的时候你看到了什么而又没有看到什么？我们能说出的和不能说出的是什么？这是任何写作者都必须正视的问题，如果只是一哄而上、简单粗暴地急于表达极其简单和表层化的“常识”，如果只是假大空地毫无生命热力更谈不上精神能力和思想能力的“热点写作”“新闻写作”，它们注定是无力的、无效的甚至是得不偿失的，而从长效的文学阅读和文学评价来说，“非诗”“伪诗”“劣诗”和“浅薄的诗”“媚俗的诗”“陈词滥调的诗”都是对诗人敲响的警钟。诗人的责任既是语言、修辞层面的又是现实感和社会学层面的，对于任何一个总体性的诗人和具有现实感的诗人来说他们都同时维护了这两个责任和要义，“这首诗里有忧心与恐惧/哀悼与痛哭、行动与献身/更有祈祷和祝福——/东湖之水的碧波荡漾/武汉樱花的如期开放//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这首诗应该快马加鞭/但别忘了为它消一消毒/如果此刻母语感染了病毒/一首诗也会呈现新的恶果”。（沈苇：《如果一首诗是一次驰援》）在任何情势下写作都是“诗歌之内”与“诗歌之外”同时进行、相互砥砺的过程，只有“现实”而没有“诗”或只有“诗”而没有“现实”，二者都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都是不完整的甚至会导致褊狭的认知和窄化的表达。

尤其是当愈发复杂的疫情和同样复杂的自媒体舆论并置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同时看到了那么多差异巨大的资讯、新闻、故事、心态、眼光以及人生观、现实观和世界观。在此时刻，诗歌必须起到净化和说真话的作用，必须做到正本清源、向善求真，“防疫一天，刚进家门/儿子便丢下玩具，兴高采烈地扑过来/被我一声呵斥住/小家伙愣在那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去洗手间清洗出来/重新抱起他，父子俩啥也没说//隔离汝身，溃烂吾心/爱，也是一种病毒”。（王单单：《花鹿坪防疫记》）任何时代的诗人完成的不只是个体写作，更是公民写作。也就是作为写作者来说，这不仅是现实正义和社会良知，而且是诗性正义、语言担当和修辞的求真意志，“诗人尊重语言的民主，并以他们声音的音高或他们题材的普通性来显示他们随时会支持那些怀疑诗歌拥有任何特殊地位的人，事实是，诗歌有其自身的现实，无论诗人在多大程度上屈服于社会、道德、政治和历史现实的矫正压力，最终都要忠实于艺术活动的要求和承诺。”（谢默斯·希尼：《舌头的管辖》）这包括写作者的个人化的现实想象力和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现实和历史是相通的，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现实经验应该能够打通历史记忆和时代内核。从来都不存在封闭的“纯诗”，当然也不能以“现实主义”来规范所有的诗歌写作者。历史上有很多诗人都认为没有一首诗歌能阻止一辆坦克的前进，因为在现实面前诗人和诗歌往往是虚弱无力、不值一提的。“——这不是诗，因为我没有勇气/冲下楼去面对这样的事实”“因为在死神占据的地盘上/惟有活着本身才能成就一首诗”。（张执浩：《这不是诗》）与此同时，我们又不会忘记谢默斯·希尼所说的诗歌又是充满了各种可能的，包括诗歌的社会功能和诗人的现实责任。切斯瓦夫·米沃什更是强调严峻时刻到来的时候诗人必须是见证者，当然具备与社会对话的及物能力还不够，一个伟大的诗人还必须具备将个人经验、即时性见闻和社会现实转化为普世性历史经验的特殊能力，亦即一个诗人应该能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神奇的想象并使历史复活。

显然，越是在严峻的挑战时刻，诗歌越会被附加各种社会意义和伦理功能，读诗的人也总是希望从诗歌中读出更多的东西，比如“真善美”“微言大义”“社会正义”“时代伦理”等等，而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在很多诗人那里诗歌首先面对的是自我，或者更确切地说诗歌面向的首先是时间本身，而时间在不同的诗人那里会对应于各自具体的事物或差异性景观，“在这个世界，我卑微，我名不见经传 /像一棵草，低身俯就地/活着，但我也有亲人、恋人和仇人/我也有忧愁、欢乐、悲伤/现在我知道，他们/和它们，是我手上的十根手指/脚上的十根脚趾，没有一根是多余的//还有这个世界的飞鸟、树木、泥土/野兽；这个世界的喧嚣/庞杂、污浊、离乱/这个世界的苍蝇、老鼠、蝙蝠、蚊子、细菌、病毒/它们隐藏着另一个社会，说着另一种语言/身怀另一些我们未知的事实真相/让我们时常提心吊胆，惶惶/不可终日，但紧接着又将柳暗花明”。（刘立云：《你，或者我和你》）也就是说诗人应该将日常生活和现实经验转换为诗歌中的个人时间、容留经验和开放式的“精神现实”，而非对热点事件、新闻话题和现实生活的表层仿写和新闻套写，“只有在意识到危险在威胁我们所爱的事物时，我们才会感到时间的向度，并且在我们所看见和碰触的一切事物中感到过去一代代人的存在”（米沃什：《诗的见证》）。这不再只是个体时间，而是整体性的现实时间以及历史时间，由此个人经验上升为现实经验和历史经验。质言之，文学必须具有能廓清当下的精神能见度。

我们需要的是建立于个体主体性和真实感受力基础上的“灵魂的激荡”和时间之诗、命运之诗，当然也需要震撼人心的现实之诗、社会之诗。诗歌从时间序列上构成了一个人的语言编年史和总体意义上的时代启示录，评价一个时期的诗歌还必须放置在“当代”和“同时代人”的历史化的认知装置之中。总之，时下正热的“抗疫诗歌”不乏优秀的直抵现实、直击灵魂的作品，也充斥着大量的新闻诗、见闻诗、口号诗和标语诗。诗人必须时刻提醒自己，诗歌的“个人功能”“社会功能”与“内在功能”尤其是“语言功能”应该是同时抵达的。诗人既是“现实公民”又是“时间公民”和“语言公民”，诗歌是诗学和社会学的融合体，是时代启示录和诗学编年史的共生，因此并不存在纯粹封闭意义上的“纯诗”和“现实主义的诗”。很多时候人们习惯性地把杜甫限定在社会学层面的“现实主义”框架内，但我们对“现实”“现实感”“现实主义”的理解应该是历史化、多元化和开放性的。杜甫真正开创了诗歌中的现实并且是现实书写的集大成者，所以他的诗歌是“诗史”。当下的疫情和现实已经空前复杂，这对汉语诗人提出了新的挑战，当代诗人“向杜甫学习”“向现实主义传统致敬”不应该成为空谈和口号，应该像当年的杜甫那样真正地理解生活、感受生活以及想象生活、再造生活，通过必要的过滤、提升和转化，在真正意义上把现实转化成历史。这才是当代人向杜甫致敬的真正动因，而杜甫是我们每个人的“同时代人”，真正的诗歌精神永远不会过时。

1942年，伟大的哲学家和作家加缪在日记中说：“全国人民在忍受着一种处于绝望之中的沉默的生活，可是仍然在期待……”2020年，我则记住了居住在云南大理的诗人潘洗尘说的一句话——“要有光”，而文学和诗歌就是这一伟大的发光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