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家园】

民歌（歌谣）是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性质上是通俗文化。它既是精英文化产生的前提，也是滋养精英文化发展的沃土。例如被后人奉为经典的《诗经》、楚辞与汉乐府中的很多作品，就或是直接来自于民歌，或是受到民歌的影响，表现出浓郁的民歌色彩。但是，随着社会阶层逐步分化，作为通俗文化的民歌在民间广为传播，却被士大夫文化疏远和轻视。

当历史进入到二十世纪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以民歌为代表的俗文化重新被雅文化接纳，成为新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雅、俗文化表现出相互融合的趋势。在此期间，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是一个标志性的文化事件，它的崛起和演进，不但促使民歌为新诗乃至新文学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资源，而且促进了民俗学、歌谣学在中国的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因此生发出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牵引着新文化建设走出了富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传承之路，是传统文化创造性传承和创新性发展的典型范例。

1918年初，在蔡元培、沈尹默和刘复的倡导下，北京大学发起了在全国征集歌谣的号召。周作人、刘复等担任征集运动的领导者，顾颉刚、魏建功等是征集活动的骨干成员。社会名流和知名学者的率领，使得征集运动在起初就获得了较大的社会影响，全国大部分省区都有学者参与进来。从1918年2月征集运动开始至1936年6月结束，征集到的歌谣总数达16000余首。与此同时，在歌谣征集运动的持续影响下，社会上逐渐形成了收集、整理和研究民歌的热潮。从1922年至1937年，全国各地出版的民歌集有61种，发表研究论文100多篇。仅从文献保存的角度来说，它为新文学、歌谣学、民俗学、历史学乃至人类学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意义。如果从文化传承和建设的角度看，它具有多方面的内涵。

首先，它促进了民俗学在中国的兴起，为大众文化建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民俗研究还是一片空白，但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改变了这个状况。歌谣研究会明确提出：“民俗学的研究在中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歌谣征集运动的“第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切合了新文化运动对民众进行启蒙的追求。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宗旨就是改造民众的思想和灵魂，促成民众的觉醒和解放。而民俗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对民俗的研究是开启民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路径。征集活动不但收集了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等资料，为民俗学研究准备了广泛而丰富的文献，而且“对歌谣学、民间文艺学乃至于民俗学的问题，作了初步或比较深入的探索和解答”。这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的诞生。1926年至1930年春，顾颉刚、容肇祖等人南下广州，和中山大学的钟敬文、杨成志等共同发起成立了“民俗学会”，并创办了《民间文艺》周刊，从而将北大以歌谣收集、整理和研究为中心的民俗学活动带到了中山大学。他们明确提出将建设大众的新文化作为民俗学运动的主要宗旨。通过几年的努力，“民俗学会”不但在资料收集上成就卓著，而且在研究上也融进了现代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顾颉刚的《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是一篇著名的论文，它阐述了对圣贤文化和民众文化、旧文化和新文化的看法。既能站在现代启蒙的立场上，指出圣贤文化与民众文化的不同性质，又能以客观科学的态度，看待继承旧文化与建设新文化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是建设平民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纲领性文献，也是新文化建设的代表性成果。

其次，它为新诗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本土资源，推动新诗创作取得了不俗的成就。

1917年兴起的文学革命主张废弃文言旧诗，写作白话新诗。但是，起步时期的白话新诗，主要取法欧美意象派、浪漫派等诗学资源，无论是理论倡导还是创作实践都相当稚拙，难以成为攻伐文言旧诗的利器。在这种困境下，周作人、刘半农等将视野投向了本土的民间资源，北大歌谣征集运动正是在这样的情势下被倡导发起的。它的成功实践，为新诗的建构提供了本土文化资源。除了理论上重视民歌，胡适、刘半农等在创作上更是身体力行，其中刘半农的成就最为突出，其作品《教我如何不想她》在当时广为传颂。这首诗借鉴了民歌托物起兴、反复咏叹的表现手法，既实现了含蓄、深沉的情感氛围与回环往复、悠然绵长的节奏韵律的谐和共振，又在谋篇布局上突破了民歌单一的直线性结构，从而使白话新诗获得了自身的品格。可以说，伴随着歌谣征集运动的全面展开，周作人、刘半农等在传承古典诗学传统、借鉴西方诗学资源两条大道之外，又开辟了一条僻静而悠远的民间小路，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找到了新的本土文化资源，促成了中国诗歌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型。

最后，它使歌谣学走进了大学课堂，是雅文化与俗文化走向融合的标志性历史文化事件。

在歌谣运动的影响下，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对歌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1928年12月，朱自清在燕京大学以《中国歌谣之起源与发展》发表演讲，将历来不被文人重视的歌谣带进了大学讲坛。第二年9月，他又在清华大学为学生开设“歌谣”选修课，第一次将歌谣学作为大学本科的一门课程。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创举——它不但意味着歌谣学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而且标志着雅文化与俗文化的融合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要而言之，歌谣征集运动在民俗学、新诗建设、歌谣学三个方面取得的成果，是雅文化主动接纳俗文化的结果。它提醒我们，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对民歌、民间故事、传说等通俗文化资源的开发，这是重建民族文化自信，促进中华民族文化复兴，不容忽视的一个路径。

　　《光明日报》（ 2020年03月27日 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