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意象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纸盒、回形针、饮料罐子、数据线、透明胶……越新奇，越现代的事物进入到诗里头就难形成情感共鸣。为何？简单的解释就是：这些新鲜事物没有形成独立的、鲜明的、强烈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感融注体。月亮自古就被赋予了纯洁、乡愁、念人的情感象征，它并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包涵某种情感倾向的，而是日积月累形成的特定的某种情志依托。也就是说，成为情感融合体有两个条件：特定情感的寄宿对象和持续的时间输入。从《诗经》里走出来的飞蓬这一植物（《诗经·卫风·伯兮》），从一开始“自伯之东，首如飞蓬”的思念至头发凌乱的第一象征，再到三国曹植《杂诗·其二》里“转蓬离本根，飘摇随长风”的漂泊无定的第二象征，最后再到后世文人骚客的持续运用这两个象征，使得飞蓬逐渐被人所辨识，一谈到飞蓬自然让人联想到其背后蕴含的两个象征意义。所以说，诗的每个意象也是时间打磨出来的珍珠美玉。诗歌的“意象说”是十分传统的说法，当然也可以另立宗门，说诗的“意象”是“情感融注体”。但顺着前人的智慧结晶——“意象”继续论说诗歌创作的理论法式并没有什么不妥的，既已是公论之说，又何必牵强造出其他什么“宗门”呢？要让一种新的学说得到时人认可其实很难，无非是各抒己见罢了。所以“情感融注体”只是一种新鲜玩意儿的解说罢了。有些事物其实并不具备成为意象的资质，比如说充电宝。若干年后，或者数十年后，当有人再把充电宝入诗的时候，它的象征意义依然是十分模糊的。可能在一首现代诗里，它只是一个布景时一个很小的部分，几乎起不到衬托的作用。也许在诗剧里会有出场，甚至会成为剧情推进的那一线串珠，但这样看也并不是很多诗剧都会拿充电宝来整部剧的线索。充电宝可以含有知识充电的情感注入，也可以在诗里仅仅是很机械的表述自己的“原始”功能。然而即便如此，百年后的诗歌创作里，月亮依然能代表我的心，可充电宝却不能。故而在现代的诗歌创作里，古典诗歌的创作会因为意象的固定以及格律的规矩变得愈发艰难。清末的诗界革命也并没有对中国的学院派的古诗词创作造成多大影响，至于新韵诗创作的提倡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古典诗歌的创作已经无法超越唐宋诗词的登峰造极，清末的诗界人物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他们求变，从而为中国的现代诗歌开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当代的学院派，广泛的说是囊括一切古典诗歌创作的志趣者（当然前言所说“学院派”，其实是可以这么说的，现在的古典诗歌创作以学院的师生为主，尤以中文系为重要阵地，在社会工作的古诗创作者多半是学院出身）也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他们仍然继续创作着古典诗歌。这或许被认为是潮流下的逆流，古诗歌的时代哀鸣，但我更愿意认为那是古典诗歌的魅力所致，以及对古典诗歌的传承。试想再过二百年，假若古典诗词只会读，不懂写了，那还呐喊什么“我为生长于诗歌国度而骄傲自豪”？只是古典诗歌式微是一个不刊之论了，现代诗的创作却显得有些步履蹒跚。它是蓬勃发展的，但也百鬼夜行。现代诗从惠特曼的《草叶集》光明正大地走出来，自由地舞蹈一直是它的标杆。而中国的现代诗创作实际上是受到古典诗歌创作定向思维影响的。诗的意象群便是一个突出的现代诗创作的特征，它当然有两面性，这里就不赘述什么好的坏的了。想要摆脱，不见得就好；不想多用，那也不见得能真正做到。有些时候总会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个时候就要提醒自己理智加克制。意象在诗中越多，整体的意境越难辨析，也就是情感共鸣的问题越显得难上加难，这是现代诗创作时需要着重考虑的一点。
2020-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