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是最接近自由的人。在我印象中，童中贤先生却谨于行、讷于言，很难把他同诗或诗人联系在一起。可谁知道呢，他享有一份内在的自由，在词句中玩味，把他的豪放、闲适、隐忍、自在，统统都表现在《百城沁园春》长长短短的诗词里。而填词又是很不自由的，带着镣铐跳舞，字数、平仄、长短都有严格的格式上的规定，比律诗难，比新诗更难，需要有意美和音美的双重训练，需要音韵学和词源学上的熏陶。敢写旧体诗的人是要在这方面下苦功的。光有扎实的音韵和字词的训练还不够，若是个感情粗糙的莽夫，往往是顾了形式，却无诗意。

用一个单一的词牌名写城市，追求整齐划一，这似乎显示了搞科研的人的职业病，它达到了形式的统一和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这样一来又似乎是违背诗意的放达与任性。整体规模出来后，却又形成了一种气势，也算是一种创新。对某一城市的所有要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江山遗存进行总体上的概括，然后用感性的方式表达出来，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是反着来的，就像走路倒着走。但这仍然是归纳演绎的套路，因此，我们不难看出这些诗词中的社会学的灵魂。对形式感有“强迫症”的诗人古今中外都有，有人一辈子只写楼梯诗，有人一辈子只写商籁体。

为什么作者只选择“沁园春”这个词牌?“ 沁园春· 开封”“沁园春·安顺”“沁园春·北京”……沁园春是著名词牌没错，我猜测，作者既有他用心，更多的是顺其自然，因为词牌的字数限制，要把一个地方的人情样貌、风物掌故说清楚，需要一定的篇幅和容量。“忆江南”只有27字，“如梦令”33字，“浣溪沙”42字，“菩萨蛮”44字，“卜算子”44字。这些词牌写地理场面太小，只适合诉衷肠。满江红、水调歌头、八声甘州、贺新郎都是长调，这些词牌名个性太强，气质太时尚，有些城市不合适。沁园春114字，最好。四字词，先绷着，然后加长，再加长，奔腾浩荡之势，一泻千里，接下来平缓过渡，有高峡平湖之感，然后一个有力的休止，三个字、四个字，简短铿锵地收尾，形式和气韵上十分完美，视觉上形体摇荡，句式和谐，韵律急缓得当。毛泽东的两首“沁园春”是这一词牌中的极品。

抛开功利，写诗应该是一个有益于健康的养生行为，原始人甩头顿足，足之蹈之，歌之咏之，就是一种情绪表达，就是精神排毒。游历天下，心有所感，感动过后什么也没留下，把旅游和填词结合起来就显得高级趣味，对自己的情绪和感触立此存照，灵魂砥砺，精神提升。然而，这件事并不容易。也就是说，童先生出门比别人要多带一双眼睛，多带一份心情，既要个人感受，还要整体观照，要把握一个城市的主要特征，风貌气质，并不容易。自己的所爱所恨，价值观是否与此契合，和谐一致那还好办。还好，他对祖国的山川大地一律无条件地热爱，从这一点来说，就是高于字面的一种诗性。地貌、人物、特产、历史大事件，在114个字中说完，大地方也是这点篇幅，要高度浓缩;小地方还是这个篇幅，要适当延展。押韵、平仄，方方面面都要兼顾。整体都无可挑剔。他大概也不太在意别人的意见，自得其乐。有诗相伴，他走的这一路也想必更为丰富和立体。现代人不大看得懂各词牌之间的差别，更无法辨别手法和艺术，但有一点是不变的，不管是哪朝哪代，也不论国别和民族，最终诗歌的感情力量、思想高度、艺术性是诗的通行证。

我手写我心，是最高的自由，也是诗的最终形式。人生苦短，但且放歌行吟。

[来源:湖南日报]      2018-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