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晓坤，1965年生，中国作协会员。著有诗集《蚂蚁的行踪》《灯花盛开》，合著诗集《映像罗平》，编著地方文化散文集若干，获得多个国内诗歌奖项。

一些人下落不明

外公命带魁星，从小开了天眼
什么都看得见。三十岁那年
他自己放阴，去了阎王殿
醒来后逢人便讲，他在阎王殿的
所见所闻。那些年我一直纳闷
死去的人都去了哪里
外公异常肯定地告诉我
一些人去了天上，一些人归于尘土
还有一些人，下落不明。

何晓坤写这首诗，是为了缅怀自己的外公。二十年前，外公去世后，他还写过一篇关于外公的文章，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何晓坤的外公家是村子里的大户人家，这让他的童年和青年充满了舒坦和盈实。他很早就学会了抽大烟，因为是家族的长子，过多过滥的溺爱使得他从小胸无大志，无所事事。但他对四书五经之乎者也之类的东西却出奇地接受得快，10多岁的时候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云南的重点中学——曲靖中学。不过外公是背着烟枪去读书的，凭着家中无数的铜板，他在曲靖中学享有至高无上的学生特权，抽烟和读书两不误，成绩照样优秀异常。但学校终究不能容忍他，在临近毕业时被除了名。据说他当时就去报考了搬至昆明的西南联大，成绩很优秀但不知为什么没能就读。

没有读书的外公回到了家乡。尽管没去就读西南联大，但他也是村里学历最高学问最深的人，这种优势使他谋得了教书先生的美差。教书不久，他很快成了亲，并在一年后做了父亲，他有了一个女儿，这就是何晓坤的母亲。从此时到1949年的八、九年光阴，外公在平淡中幸福地生活着，教书抽烟之余，不忘享受一点天伦之乐。

新中国成立，土地改革开始，外公的人生渡入前所未有的低谷。所有的家产被没收，一大家人被赶到几间耳房里居住。也许因为外公是知识分子的缘故，人民政府并未过多地为难他，而是尽力地改造他。首先是让他戒毒，然后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
何晓坤对外公的记忆始于文化大革命中期，那时何晓坤已经上了学，每天放学后和每个假期都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自从参加生产队劳动，他就有了一种莫名的自豪感，因为每个参加劳动的人都必须将工分记录本交由外公记录，包括生产队长和指导员在内，每当这时，何晓坤会常常因为有这么一个外公而倍感满足。

外公是地主，也是村子里十多个地主中最有学问的读书人。那时每个地主都要到队长家早请示，晚汇报，背诵“三要八不准”。外公是没有问题的，四书五经都可以倒背如流，何况 “三要八不准”。可其他没有读过书的地主就苦不堪言了，于是队长就把所有地主集中在公房里，由外公领读，所有地主跟着读，然后背完一个走一个，每晚如此。何晓坤深深感到，外公是何等幸福的一个地主，简直就是贫下中农的代言人！

外公在解放后彻底和烟土决裂了。但戒了烟土后，却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外公不仅能写会背，还懂端公的那一套，谁家死了人，要写祭文，行，拿酒来，要写对联，拿酒来，要驱邪赶鬼，要喊魂，拿酒来，所以他常常可以找到酒喝。外公喜欢与人对饮，并且喜欢猜拳，他还会唱许多的拳令。何晓坤觉得听外公猜拳，简直是一种享受，那种抑扬顿挫的调子，那种铿锵有力的唱腔，哪里是在猜拳，分明是在听一场民间音乐演唱会。

改革开放后，外公愈来愈吃香了。他除了帮人写祭文、作对联、驱邪赶鬼外，还要经常性地为别人念经，忙得不亦乐乎，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此时他更是烟酒不断，且都上了档次。但他已不再猜拳，那种摄人心魄的唱腔此后何晓坤再也没能听到。

后来外公突然离世，这给村子带来了不大不小的损失，尽管村子里懂点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但很多事情却谁也替代不了外公。村里人都说，现在的读书人，连外公的皮毛都没有学到。所以他的死无疑给村里人有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送他上山的那天，方圆十几里的人都来了，白色的帷布扯起数里长，人们表情肃然地跟在灵棺的后面，什么也不说，惟恐多余的声音惊扰了一个已经上路的读书人。

这就是何晓坤写下的外公这个乡村学究的一生。于时代，外公可能只是普通的一粒沙，但对于诗人来说，外公却可能是一座可以仰望的山。

 

诗歌就是生活，“草堂读诗”，有温度、有质感。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关注，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