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人民公社的记忆》
     离开人民公社四十多年了，留下的记忆太多太多，让人永生难忘。
  有一件难忘的事装在我心里四十多年了，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一想起那件事说不上来的感觉，是愧疚还是负罪，真正的五味杂陈。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朝气蓬勃的有志青年，从民办教师的岗位上被选拔到路线教育宣队，也就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为一名宣传队员，算是半个吃了公饭的人。要成为一个真正吃公饭的人，那要等到转正以后才能算是吃了公饭，那时候每月只有三十块钱的工资，再没有一分钱的补助，就这也算是跳出了农门，有多少人羡慕。 
   我们报到后，在县革委会的統一领导下，那时候是“一元化”领导，没有县委和县政府之分，只有县革命委员会。由“学大寨办公室”简称“大寨办”直接安排工作，統一分配全县各公社，那时乡镇叫人民公社，村叫生产队，村干部叫队干，村民叫社员。深入农村宣传毛泽东思想搞路线育。开始每个生产队蹲半年，再后来每个生产队蹲一年。           
   记得那是1975年的春天，刚过完年就去公社报到集训，三天集训会开完，我被分配到离县城较远的一个小村庄，同行的一共四个人，公社付书记老田、公社党委委员老马、还有我的同学复员军人小张。会议一结束马上出发，那时候的工作作风真正的是雷厉风行，我们都背着自己的铺盖卷，扛着公社发的铁锨，有說有笑的徒步进村。那时候的人非常能吃苦，好像身上永远有使不完的劲，再苦再累总觉得这是在为革命出力流汗，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不管去那里除了长途都是步行，那个时候自行车还是稀罕物，就连公家的机关单位也没几辆自行车。再加上那时候路也不好，全县只有一条国道，通往乡镇的路也只能走个驴拉车，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才免强能走汽车，但长途公交车只能到比较大的三四个有集市的镇子上。村与村之间连驴拉车都没法走，只能步行。记得我78年下乡的一个乡镇有个笑话，公社老干部老李给他在外地工作的女儿写信，告诉女儿咱这里出行很不方便，几天才能来一次公共车，“天旱了没车，雨涝了没车，车不来了没车。”老李没文化大家喜欢和他开玩笑，所以把他写信的内容就当笑话传开了。但这也是真实情况，天旱了没有硬化的土路成了蹚土滩，山路上土能把汽车轮子淹没，根本就开不动，下雨了变成泥糊更走不成。所以那时候下乡都是靠步行。当时候也没觉得有多苦，还把步行称为坐11号汽车。
    那时候去那里下乡没有人举行欢迎仪式，也没有特别的招待，只有生产队留一个负责人给我们安排住宿的地方，然后把饭派出去。那时候叫“同吃同住同劳动”，要和贫下中农一样，每天两顿饭都到村民家里吃，叫吃派饭。吃完饭给人家放四两粮票二毛钱，算是伙食费。
   那时候生活特别困难，城市人按月供应粮食，农村人多为瓜菜代，自己打的粮食不够吃，就用自留地种的瓜和菜甚至挖野菜来填饱肚子。所以我们也一样，开春都是一天两顿饭，早上8点多吃一顿饭，到晚上八点多吃晚饭，感觉特别饿。老田是个老革命没文化，常说，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才吃饭，二八十六个小时把人能饿死，老马和小张问他多少个小时？他理直气壮用更加肯定的口气重复一遍，“二八十六个小时么多少个小时，怎还不对？”逗得我们笑得前仰后合。
   对于饿肚子恐怕谁也没有老田的体会更深，老田有十个孩子，光是要填饱这十个孩子的肚子那得多少粮食，那时候不搞计划生育，也没有避孕措施怀多少就生多少，假如能计划肯定不会生那么多的孩子。所以他把吃的东西看得特别珍贵，到了秋天走路看到地上掉下的几颗黄豆或一个谷穗，他一定会捡起来绕道送到集体的打谷场上。饿肚子也成了那个年代的主要特征。几乎人人都有体会。
  那时候下乡除了开会学习，和社员一样参加各种劳动，叫“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还有其他任务，批林批孔、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等等。我们劳动主要是跟社员一起打坝修梯田，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基建队”专管打坝修梯田，基建队的成员都是各小队抽的青壮劳力和妇女。劳动强度特别大，开山放崩，拉泥糊，打夯。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生活都困难，温饱就成了问题。劳动强度大还吃不饱肚子，山里人常常用歌声表达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所以，我们常常能听到从山峁沟道里传来的近乎哀嚎而凄凉的信天游：
蓝格英英老天哟你就睁眼看，
什么人可怜这受苦的汉。

东山上的日头哟背西山，
一颗那汗珠子跌八哟瓣。

没日那没夜哟苦熬着干，
甚时候才能够吃饱哟饭？……

听得人真想嚎啕大哭，把心底的憋屈一下子嚎出来。这一曲信天游把我们当时的那种感觉感受心情全部唱出来了，从此以后我对信天游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从此以后也爱上了信天游，我喜欢信天游那扑实无华的语言和毫无遮拦的爱。信天游把人们的情感世界描写的最直接最到位。             
   我们除了和社员一样劳动，还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中心任务，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就是上面不管有多少任务，下面都要完成。那时候管得特别死，不能搞付业，也没有自由市场，更不能自主经营，每个公社只有一个供销社，卖有限的农用物资和日用百货，物资极其匮乏。一方面限制自主养殖种植，一方面还要完成上级规定的收购任务。
   记得开春有一项任务，就是每户交二斤鸡蛋，不管你养不养鸡都得交。我们家就我和我妈两个人，我妈常年跟我哥在西安居住，因为我和我妈的户口在家里也得交，我只好买了二斤鸡蛋完成任务。我们所在的生产队的鸡蛋任务一直完成不了，老田安排我和老马小张三个人直接上门去收鸡蛋。小张担着两个筐子，老马提杆秤，我拿着本子记录名字，社员们看到我们亲自上门，知道这个任务是非完成不可了，不养鸡的人家也就或买或借想办法去了，用了两天的时间，我们就收到了满满两筐子鸡蛋。终算把全村的任务完成了。
   第二天，我们三个人兴高采烈的担着满满两筐鸡蛋去供销社交任务，甭提心情有多高兴，一方面为我们的工作能力和认真的工作态度高兴，另一方面顺便也可以去供销社和公社所在地转转，那时候能去供销社转转就等于逛了大城市。
   我们到了供销社收购门市把鸡蛋放在磅秤上，收购门市的老刘戴着老花镜翻开各生产队的任务名单，然后拿出装鸡蛋的专用纸箱放到磅秤上，把砝码拨到规定任务的数子上，让我们把鸡蛋拾到专用箱里，老刘一看磅秤多了，让我们拿掉两个，再称还多，再拿掉几个，直到拿掉十三个老刘喊了一声“正好”，我们一看筐子里了还有十三个鸡蛋，我们说老刘这几个鸡蛋就放您这吧，倔老头头也不回的說，放我这干甚？想给我戴个贪污帽子吗？他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就径直回他办公室去了。
   看着筐子里剩下的十三个鸡蛋，我们三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说话，不知道如何是好。再交任务显然不可能，因为规定的任务已完成，看着老刘那倔强的性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回去再商量如何处理。明目张胆放在筐子里担回去也不敢，让社员们看到了这是怎么回事？严重了还会落个贪污罪名，那时候动辄就会上纲上线。我小心翼翼得把鸡蛋放进小张黄色军用挎包里，那时候没有塑料袋。从交完任务到现在我们三个人谁也没说一句话，要是平常早就高兴的手舞足蹈海阔天空的谈天论地个没完。今天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十三颗鸡蛋象十三个炸弹压在我们心上，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把筐担放在收购门市院子里，去综合门市草草的买了牙膏肥皂之类的日常用品就启程返回。
    回到我们住的地方，老田正好在家，他奇怪的說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我以为你们三个不到吃晚饭不会回来。他自顾自的在和我们开玩笑，我们谁也没说话，他这才注意到我们的神色不对，三个人脸上的表情很难看，他马上正色的问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在他的追问下小张把挎包放在他面前露出了里面的鸡蛋。刷的一下，他的脸色由红变青，声音虽低但很沉重的說，“糊涂啊！你们怎能把交任务的鸡蛋拿回来，再饿再馋我们也不能这样做啊！”我们三个人齐声说，不是那样的，他生气的說不是那样的是怎样的？老马这才把交鸡蛋的过程细细的叙述了一遍，这下把老书记也难住了。退给社员显然是不现实的，几十户人家收的給谁退，说出来还要遭群众议论，说我们收鸡蛋不公平，秤高了秤低了又要引来一阵议论，而且称高秤低都是问题。所以，老田深深的叹了口气说“这才是真正的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了”。 这可怎办呀！老田嘱咐我们这事不能告诉任何人。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都在慌慌不安中度过。老田是个老革命参加过抗美援朝，人特正直任何事都不会藏着掖着，真正的光明磊落，再大的事也不放在心上，常说自己是马大哈，人们也是这么认为的。那几天他的情绪一下子变了，有时圪蹴在门台上低头拿根柴棍棍瞎画，有时背操着手仰面朝天能站一个多小时，我们三个人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为这道难题也是我们拾回来的，中午休息看着他们都闭着眼睛像睡觉，实际上谁也没睡着。过去休息时我们常常用扑克牌玩“争上游”、“大百分”虽然不赢钱也还是争得面红耳赤你死我活，有时候围观者也呐喊起哄，场面十分热闹。打朴克也是那个年代主要的娱乐活动。我们四个人正好凑一场，所以，我们几乎每天休息时候都会玩几圈，而且我和老田是固定了的打对家，因为我们俩打牌技术不高，玩十回就有九回输，赢一回都是他们专门让我们赢的，老马和小张又爱逗老田，一会就把老田逗恼了，是真正的恼了。直到我向他们俩求饶，他们俩才肯让我们赢一回，什么时候我们赢了老田才肯罢手。有时候他们俩要打朴克主要是为了逗老田取乐子。这几天却一反常态谁也没有心思再提玩朴克的事了。那种沉闷的气氛仿佛在人心上压了块石头，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整整一个星期我们就在这惴惴不安中度过。
     有一天晚上开完会，等队干和参加会的党团员都走了，老田让我们留下来，他脸色凝重的說“关于鸡蛋的事我也想了好几天了，我老田今生没犯过错误，更没做过对不起党的事，这几个鸡蛋怎么处理都不好说，退又没处退，扔了太可惜，咱们吃了吧风险也大。我想了几天，干脆我做主咱们把他吃了吧，这也不是咱偷的抢的。但不能告诉任何人，如果真的有一天东窗事发，责任我一个人担着”。听了这句话我三个人不约而同的上前紧紧的握住老田的手，我们那能让您一个人承担，有事咱们共同承担，四双手握得更紧了。
   第二天下午收工回来，小张高兴的大声呼喊“今天我和老马在山上挖到了一窝山鸡蛋”。边喊边看着房东老婶子的窑洞，生怕老人家听不到，过了一会房东老婶子端着饭碗从她住的窑洞走出来，小张问大婶山鸡蛋能不能吃？老人家说能吃，比鸡蛋还好吃，然后又一本正经略显严肃地指着我说，她不能吃，她是女娃娃还没有结婚，吃了山鸡蛋以后生的娃娃会长一脸土眼子（雀斑），我们几个听了都会心的笑了。生产队的办公窑就在老婶的院子里，办公窑就是他们三个的宿舍，我就住在老婶子家。
  到了晚上等开会的人都走了，老田就赶紧生火煮那要命的十三个鸡蛋，他不让我们三个人插手，他是在保护我们怕这件事连累到我们，让我们三个人去外面凉快着去，他说过有事他一个人担着，他就是不让我们沾手。他的这一举动让我们肃然起敬。我们心里都特别紧张，生怕队干或社员再返回来讨论问题，又怕房东老婶子起来上茅房，看到了说夜深人静了你们怎还不睡干啥呢？我们谁也不说话，只是静静的坐在院子的石床边上，也不敢说话，更不能走动。警惕的听着周围的动静。远处的一声咳嗽，近邻哄孩子睡觉的呵唬声，在我们听来像炸雷，吓的我们胆战心惊，生怕发生什么意外，那真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一会老田掀起门帘招手让我们三个人进去，鸡蛋已经煮熟了，泡在凉水盆里，他给我们每人剥了一个鸡蛋递在我们手里，示意我们快点吃，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紧张的手还在抖，拿在手里怎么也吃不下去，老田看到了皱着眉头压低嗓子训斥你是怎么了？吃不吃？不吃了出去。我这才三口两口也不知道怎样把两颗鸡蛋嚥下去，没品到一点鸡蛋的味道。在吃不到鸡蛋时想象着能吃到两个煮鸡蛋再蘸点盐和醋，甭提有多香多美味，今天吃到了鸡蛋却没吃到一点美的滋味，只有一种想嚎啕大哭的憋屈，我记得我只吃了一个，再一口也嚥不下去了，老田唬着脸又剥了一个硬塞到我手里，吃的时候老田嘱咐我们鸡蛋皮全部用报纸包好，丁点也不要掉在地上，他的脸色是那么的难看，让我永生难忘的那种表情。至今我还清晰的记得那难忘的表情。
  第二天一早人们还都在睡梦中，小张装着那包鸡蛋皮向大山深处的褶皱里走去……
   这件事也在我心灵的褶皱里尘封了四十多年。
    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有一种想放声大哭的感觉，甚至泪流满面。可惜老田没有活到改革开放就因病去世了，要是老田能活到今天我能请他老人家吃上几十顿八碗五魁十三花。往事真的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