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莲池畔爱莲说
                                                                                       陈小龙  
      三十几年前，在初中学校陈旧简陋的教室里，聆听语文老师解析周敦颐的传世之作《爱莲说》，那时的我还是一个青涩的少年。而今，我已近知天命之年，有幸来到千里之外的江西省庐山市（原星子县），游览位于周瑜点将台东侧的爱莲池，神交这位宋代大儒，可谓是难得的机缘。
      抵达时，已是黄昏时分。在等待同伴的间隙，我站在那扇圆形苋红色院门前，品读两边柱上的对联“光风霁月人千古，碧叶红花水一方。”系清代诗人曹龙树所撰，碧叶红花水一方写的是荷塘美景，光风霁月则源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对周敦颐的赞誉“人品甚高，胸怀洒落，如光风霁月。”
      一行人陆续而入，爱莲池并不大，占地不过一千六百平方米，呈长方形，四周花岗石护砌，遍植垂柳，池正中建有一亭，亭之前后，有青石桥各一相连，整个格局并不繁杂，一览无余。我急于一睹“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盛况，也很想体会朱自清先生笔下“微风过处，送来缕缕清香，仿佛远处高楼上渺茫的歌声似的。这时候叶子与花也有一丝的颤动，像闪电般，霎时传过荷塘的那边去了”那样的美妙意境，于是疾步走到护栏边。事实证明我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池塘里看不见随处绽放、密密匝匝的荷花，沿护栏四周稀稀疏疏地挺立着碧绿的荷叶，点缀着几朵或粉红或纯白的荷花，还有些含苞待放，似内敛娇羞的少女，中央漂泊着四五簇浮萍，多少显得寥落。我只能聊以自慰，或许是庐山的荷花与龙泉的品种有所不同、花期也各异吧！一旁，几位同伴正对冰清玉洁的白莲饶有兴趣，说是在龙泉难得一见呢！
      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了爱莲池的来历：宋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已值暮年的周敦颐(55岁)来星子任南康知军。他平生酷爱莲花，就在军衙东侧开挖了一口池塘，全部种上荷花。案牍之余，他或只身一人，或邀三五幕僚好友，于池畔赏花品茗。夏秋之交，莲花盛开，亭亭玉立，微风吹过，绿叶轻摇，馨香扑面，先生触景生情，写下了这篇仅百余字却字字珠玑的《爱莲说》。据说，爱莲池另有湖南邵阳、江西赣州等多处，对《爱莲说》在何地所写，大家各执一词。其实，周敦颐曾赴多地为官，且对莲花情有独钟，每到一处，开塘种莲也不足为奇，又何必纠结呢？况且他生性淡泊，对莲池的规制并不讲究，即便如池中经过多次重修的“爱莲轩”观莲阁，也不免有些破败。我们登上二楼，逼仄狭窄，空无一物，那些木质梁柱、门窗色彩黯淡，渐已剥蚀，惟余屏风上的一幅太极图独守尘埃，似藏无限玄机！
     《爱莲说》之所以脍炙人口、千古传诵，是因为后人仰慕与推崇周敦颐的品格与操守！“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他以莲自喻，表达自己追求高尚和清廉之志，诠释了“文以载道”的主张。周敦颐本是理学的开山鼻祖，《宋元公案》中有这样的论述：“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周敦颐谥号）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渠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他的学问、气度，感动过许多人来追随他学习。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程颢、程颐两兄弟，曾留下“程门立雪”的典故。周敦颐所提出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主静、至诚、无欲等理学基本概念，为后世的理学家反复讨论和发挥，构成理学范畴体系中的重要部分。理学犹如旭日东升，照耀了大宋的江山。
       同那个时代所有的读书人一样，周敦颐并不想固守书斋，囿于一室之内，平生所学，志在经世济国。他博大精深的思想，也远非常人所能透彻地领悟，只能潜移默化。百姓更津津乐道的是他的卓著政绩。周敦颐不是科班出身，景佑三年(1036年 )，得到朝廷的恩荫，经舅父龙图阁学士郑向举荐，周敦颐当上了朝廷将作监的主簿；次年，舅父、母亲相继去世。康定元年(1040年)，周敦颐三年守丧期满，出任洪州分宁县主簿，年仅二十四岁。之后辗转湖南、江西、四川、广东等地为官，“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宋史•周敦颐传》记载：为分宁主簿时，“有狱久不决，敦颐至，一讯立辨”。后调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发现“有囚法不当死”，但转运使王逵要深究，无人敢争辩。惟有周敦颐与这位酷悍的上司据理力争，王逵不听，先生“乃委手版归”，称：“如此尚可仕乎!杀人以媚人，吾不为也。”最终刀下留人。徙知南昌，清廉之名已传遍民间。邑人奔走相告：“是能辨分宁狱者，吾属得所诉矣。”而那些富家大姓、黠吏恶少则寝食难安，不得不收敛行径。洪州百姓相约，不可辜负先生的教化，不可污秽了先生的善政。为广东转运判官，提点刑狱，以昭雪蒙冤、泽及万民为己任，即使是有瘴气和险峻遥远之地，也不辞辛劳亲往巡察。
      三十多年官场沉浮，周敦颐始终洁身自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处事公正果断，不慕名利、不攀附权贵。然而朝廷腐败，宦海混沌，世风日下，面对现状，另类的他感到了孤单与无助。在体制弊端没有根除的情况下，虽特立独行，一尘不染，两袖清风，但很难凭一己之力真正扭转乾坤，救治天下，甚至自身也每每为社会所不容，所以才会萌生出“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的喟叹与怅然。带着这样的失望之情，加之不幸感染了瘴疠，熙宁五年(1072年)，心力交瘁的周敦颐辞官隐居在庐山莲花峰下，筑室讲学。次年六月中，病死于濂溪书堂，终年57岁。
      正是因为周敦颐的道德文章，虽然其生前地位并不显赫，死后却名声渐扬，乃至被奉为“孔孟后一人”。淳熙六年(公元1179年)，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朱熹调任南康知军，满怀对先贤的敬仰之情，重修爱莲池，建立爱莲堂，并从周的曾孙周直卿处得到周敦颐《爱莲说》的墨迹，请人刻之于石立在厅内。并作诗道“闻道移根玉井旁，花开十里不寻常；月明露冷无人见，独为先生引兴长。”心有灵犀，也许只有朱熹那样的大家方能真正读懂濂溪先生。后屡经兴废，如今我们所见的只是些难觅古风的刻意建筑了。
      帝王们也将周敦颐尊为人伦师表。在爱莲池左边平台上，竖立着一块大石碑，上刻雍正御笔亲书的《爱莲说》，字体遒劲、气势宏伟。民间对雍正多有传闻，骂名不断，其实他并非无所作为的暴君，而是一个勇于革新、勤于理政的帝王。在位十余年，他殚精竭虑，废寝忘食，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在其治下，大清帝国逐渐走向鼎盛，为康乾盛世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也正由于他势如雷霆的改革手段，才触动得罪了太多的人，尤其是那些王公贵族们。静夜灯下，提笔抄录这一千古名篇时，他一定会感同身受，发出“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的诘问。
      周敦颐并非文学大家，却以一篇言简意赅的《爱莲说》名垂文坛。其读者难以计数，正如宋人柴中行诗中所谓“一诵《爱莲说》，尘埃百不干”，然而真正读透的又有几人？就像我们这些过客，谁都是行色匆匆，甚至没有耐心停下脚步去细读“爱莲轩”墙上展板的那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