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拉起了《二泉映月》。
  我们是刚刚从荒甸上挖沟造田回到知青点，晚饭的玉米大饼子还没出锅，同学们大多都忙里偷闲倒到了土炕上。我搭弓在琴弦上歇息。    
“谁拉的二胡？这么好听！”屋外传来说话，声音很粗很犷，有些耳熟。进来的是旗知青办老耿。我们都叫他耿大胡子。其实他还不到四十岁，圆黑的脸，刮得铁青的连毛胡子占了多半个面。我住了二胡，同学们也都爬了起来和他搭话。可他还说二胡：
“旗里正组建乌兰牧骑，你去吧？！”
我没搭腔，只礼貌地朝他笑了笑。心想他只是随便说说罢了，我也知道我的二胡水平有限。
不料，几天后公社通知了大队，大队又通知了小队让我马上去旗里报到。我惊异里塞满了犹豫。我从心里不愿离开哈多河。
四月，北方大地还没有完全苏醒，山道两旁只冒出了星星点点那些性子急的小草。同学和老乡们送我过了一道岗又一道岗。最后分手时，我们都哭了。我说，我一定会回来的。
来旗报到的大多是知识青年，天津的上海的都有。接着，乌兰牧骑边紧锣密鼓编排节目，边考查队员。我，实在是人在曹营心在汉，我总想哈多河。从旗评剧团调来拉二胡的老马竟然断定我乡下一定有对象了，他是狗戴嚼子——胡勒。
两个月过去了，头场演出非常成功。队长告知我被录用了，我没惊喜。录取我的专业不是二胡，而是写作。队长是从内蒙古军区文工团转业的，他说文艺团体少不了创作人员，我写的几个小节目他很满意……
 开资了，有人举着钱大声喊道，我们有工作了！我倒是一直认为从大兴安岭下乡到哈多河那天起我就有了工作。在学校，我参加过校文艺宣传队，可从未做文艺梦。老马告诉我，我们是事业编，吃的是财政饭。他的话我不全懂，但也明白他的意思，乌兰牧骑，好单位。
我这才想起应该谢谢老耿。知青办的同志告诉我，老耿已经调回山西了，故乡有他年迈多病的母亲，老人家说啥也不愿来东北。
伫立在知青办院中，我一阵的愧疚了，老耿没端端我的饭碗，没喝一口我递过去的水，我连一声“谢谢”都没当面说与他。
关东清爽的夏风徐徐吹来，轻轻抚摸我的脸。我突然想到这儿：决不能辜负了老耿。
业余，我也常拉拉二胡 。这才知道了——是老马说的，二胡， 因其有两根银丝而得名，她始于我国唐朝， 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她是独具魅力的中国民族拉弦乐器；它的音色接近人声，情感表现力极高，所以人们都喜欢她——可不，在我故乡胶东的村上就有许多人会拉二胡，我童年时就爱上她。
拉起二胡，我便想起了老耿。
大后来，我退役了乌兰牧骑，走进了一家电力企业。再后来，我在企业负些责任。那时候，工厂里重视文艺体育，我便走门串户，到处网罗文体人才。一次，我走进一农垦工人的家，这家孩子刚刚部队复员，正愁没有合适的安置。孩子大白天蜷卧在火炕上。我说明来意，父亲兴奋地把儿子叫起，果然是一高大英俊的小伙。在队伍上，他是篮球队的主力，打中锋。后来他便成了企业篮球和生产的主力。再后来他成长为一名企业领导。 
小伙子和他的家人一直对我心存感激，一些人也都说我是他的大恩人。我都冲他们摆摆手，不由得说起了老耿。
我相信这样的话：如果你简单，这个世界就对你简单。我，实足一个心地简单的山东棒子，长日里总坚守眼见为实，若不是锒铛入狱的贪官们为争取宽大处理而老实的坦白，打死我也不相信买职卖职、买官卖官之类的事情——这样的银子怎好意思不眨眼地掏出和不眨眼地纳入？就不怕污了天污了地？怎有脸面见祖宗，教子孙？
我又拉了《二泉映月》，又想起了老耿。
岁月总是催人长进，我对《二泉映月》有了新的认知：她是“瞎子阿炳”旧社会成年累月流浪卖艺、喋血泣诉的结晶，开篇便是一个十六分音符的中音6（拉），为什么不是八分音符或更长些的时值呢——这是阿炳式的一声无奈的短叹。看不到边沿的苦水里，清泉和明月总会给人带来极美好的向往和希望。《二泉映月》早已是国际级的传世精品了，可我却才知，阿炳先生演奏的《二泉映月》是1950年夏天录制的。时年，中央音乐学院杨荫浏先生一番苦心，帮助阿炳几经打磨、反复加工才整理出了今天的《二泉映月》。我静静地想，倘若彼时杨先生在曲谱尾处轻轻注上一笔：“杨荫浏搜集整理”，按现行，是顺理成章的。那样杨荫浏早已随之扬名了。
杨先生也是一缕清风。凡拉起《二泉映月》，我总会油然想起杨先生，想起绍兴的清白泉——阿炳心中的泉该有她吧，想起了范仲淹老先生的《清白堂记》，“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的声音便晰晰而至。  
琴声悠悠，我祈天下风永清，月永明，泉永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