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政府是家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虽然中央集权，却是无本之木，所以对于封建君主来说，臣僚的忠诚是最重要的，“臣忠则国安”。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如果封建君主不让臣僚谋私利，他们就会变得不忠诚，所以君主授权予官，官吏恃权谋私，然后“官必喜”。既然官吏谋私的权利是君主所赐予的，那么为了维系乃至扩大这份既得利益，他们势必会更加忠于君主。
官吏一旦贪赃枉法，就落到了君主的掌控之中，需事事遂君主的意，尽力讨好君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唯恐哪天触碰逆鳞惹怒君主。而君主呢？用贪官，以结其忠；罢贪官，以排异己；杀大贪，以平民愤；没其财，以充宫用。既得圣名又得实利，还稳固了君权，何乐而不为呢？
所以古代反腐只为反腐，非为倡廉，肃贪只为御官，反腐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
如果说贪官是巩固封建统治的盾，那么清官便是一把整顿朝纲，为君主排除异己的剑。而那些身怀浩然正气，“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追名逐利，以肃清贪腐、荡涤不公为己任的大清官，则是一把没有剑柄的利剑。因为无欲则“刚”，所以每每直言强谏，对于这类官员，正如明朝嘉靖皇帝所说，“唯有德者方可执之”。
春秋大夫子罕妙语拒贿，西汉太史公司马迁大义退玉璧，东汉太尉杨震“四知”拒金，北宋大学士王安石妙语辞宝砚，南宋枢密使张浚一贫如洗，明朝少保于谦两袖清风，清朝巡抚于成龙严禁节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些官员就如同漆黑夜空中的璀璨明星。而这其中，就不得不谈一谈被后人尊称为“大明第一廉吏”的大儒薛瑄和他的“廉洁三境界”了。
薛瑄字德温，号敬轩。河津（今山西运城）人，世称“薛河东”。他创立的“河东学派”被后人尊称为“明初理学之冠”、“开明代道学之基”，与阳明“心学”并称明代的两大学脉。是明朝从祀孔庙四人中，第一个入祀的，明英宗感其生前的功绩，追赠他为资善大夫、礼部尚书，谥号“文清”。 
薛瑄出身教育世家，生性聪颖，在六、七岁时便能熟习背诵《小学》、四书，十一、二岁就会写诗作赋。他不好功名，不愿应考做官，只醉心于攻读宋明理学。
其父薛贞是当地的儒学教谕，按照当时规定，凡教谕所在县长期无人能考上举人、贡生时，就要将其充发到边远地区服役。为解父忧，薛瑄于次年参加乡试，中得解元；翌年，又赴京师参加会试，登甲榜赐进士及第。
从政期间薛瑄历任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和大理寺卿等执掌法纪的官职。他勤廉从政、刚直不阿，辞谢了内阁首辅杨士奇的招揽，不屈于当时窃国柄政的王振淫威，昭冤平反了多起冤假错案，被誉为“光明俊伟”的清官。
薛瑄任广东道监察御史期间，他不厌清贫，往复巡视，明察暗访，惩治湖广贪渎痼疾，一扫当地渎职贪腐之风。辖湘西十余县二十余处银矿，但离任时两袖清风，“赢得归囊一物空”。 
薛瑄在《从政录》曾提到：“世之廉者有三：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
因畏惧法律而“不敢取”，是廉洁的底线。终日奔波只为饥，方才一饱便思衣；衣食两般皆俱足，又思娇娥美貌妻；娶的美妻生下子，又思无田少根基。欲望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也是无法满足的。所以古人说万恶淫为首，缘迹不缘心，缘心世上无完人。只要不逾越法律的樊篱，能时时警醒自己，而“不敢取”，便也是廉洁了。
因崇尚名节而“不苟取”，是廉洁的基本要求。如果说畏惧法律是单方面害怕惩戒的话，那崇尚名节则是对高尚情操的自发追求，比之前者自然是要高一个境界了。不管是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还是于谦的“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都诠释着名节对古人的重要性。名节是廉洁所给予的褒奖，也是道德对宗贵公卿、胥吏衙役的枷锁，使他们因爱惜羽翼而“不苟取”。
因深明事理而不“妄取”，是廉洁的上乘境界。“不妄取”并非畏惧，也不是刻意追求，只是因为自身坚定的信仰，发自内心的自然而然。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但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对于这类廉洁之士，藜羹旨于膏粱，布袍暖于狐貂，编民不让王公，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是廉洁的最高境界。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如果将古代封建王朝比做一坛染缸，那新时代社会主义无疑就是一泓清泉，古人尚且能做到出淤泥而不染，新时代的官员又有什么颜面濯清涟却自染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