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新寺是我的故乡,准确地讲,是我父母的故乡。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做教师的父亲与做医生的母亲因忙于抓革命、促生产,将哥哥、我、弟弟相继送回了麻石街的祖屋,托付给我的祖父母抚养。从我们咿呀开始学语,法新寺便成了我们嘴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它的前生今世——这个红丘陵上的湘南小镇,为什么会叫做法新寺?
法新寺的街道并不长,一条不足百米的光影斑驳的麻石街,从这头的牛栏到那头的风雨桥,串起了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沉淀着它的过去,彰显着它的现在,兆示着它的未来……
我们生活在麻石街的日子,有时,祖母会捏着一封纸糊的信封,或提着一袋扎好的包裹,兴冲冲地走到隔壁的裁缝铺,央求从县城下放来的戴二叔写几个字或几句话。精瘦的戴二叔二话没说,俯身趴在柜台上,戴着一副瓶底厚似的眼镜,眯着一双高度近视的眼睛,一边写字一边念叨:"武冈县法新公社法新大队法新村……"
若干年后,当我们相继被父母接回邻县他们工作的县城,偶尔在家里发现挂在墙上的斗笠上印有一行细小的楷字,那是关于这种在邻县风靡一时的桐油斗笠的产地的——邵阳县邓八公社邓八大队邓八村……我们的脑海里电光石火地闪过故乡的法新寺,一个个不可遏制地乐不可支——这世上还有这么凑巧的事!戴二叔在嘴里碎碎念的法新寺,顿时在我们眼里鲜活起来……
彰古叔的木屋在法新寺矗立得有些另类,人家的木屋都是朝着麻石街洞开正门,他家的木屋却是朝着田垅里敞开门轩——它的后门竟然对着麻石街!每天,从红丘陵上或田垅里收工回来,作为生产队长的彰古叔掮着一把锄头,或挑着一担粪箕,气宇轩昂地领着众人,大步流星地走在麻石街上。可走着走着,后面的乡邻相继闪进了麻石街两边的自家正门,彰古叔却顶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脑壳,浑然不觉地走成了一个孤家寡人。直到后面再也没有人言语,彰古叔才如梦方醒地摇了摇脑壳,无趣地拐下十几节光溜溜的石阶,兴致索然地绕向自己朝着田垅的木屋正门。
然而,彰古叔家门前的那棵冠盖如伞的老柿树实在有些勾人。一到秋天,枝桠婆娑的老柿树上坠满了沉甸甸、弹指欲破的红柿子,远看就像一个个红彤彤、鲜艳欲滴的红灯笼。我们站在麻石街上,心里跟猫抓似的蠢蠢欲动。于是,不时地,我端着一个硕大的菜碗,一边扒着碗里的米饭,一边挪着自己的脚步,慢慢地蹭到了老柿树下,装模作样地抬头仰望风景。瞅一眼彰古叔家虚掩的木门,我飞快地拽下一个低垂的红柿子,飞快地埋在菜碗里的饭堆下。然后,我若无其事地荡回了麻石街上的祖父母家。
躺在晒谷坪软乎乎的干稻草堆上,望着蓝天上轻飘飘的粲然流云,我洋洋得意地向小伙伴吹嘘着自己的勇敢机智。彰古叔的小儿子百顺从田垅里打猪草回来,刚好路过晒谷坪,不经意地听到我说的这一番话,扑哧地捂嘴一笑,停下来慢悠悠地说道:"我伢老子早就晓得了,不让我们兄弟说你……"我的脸色腾的一下变得绯红,像上面落下了一片火烧的云霞。从此,我再也不去老柿树下转悠了——彰古叔在那边给我留着面子呢!
隔壁耕杰的父亲松柏叔在县运输公司上班,是法新寺为数不多的在外面拿工资的公家人。隔三岔五,他将那辆解放牌汽车停在供销社门前的坪地里,背着一个帆布袋,搭着一条白毛巾,晃悠悠地走向麻石街自己的木屋。远远地望着松柏叔那张黝黑的国字脸,不苟言笑地深沉得如红丘陵上的土地似的,我们自然不敢明目张胆地爬上他的汽车玩耍。直到松柏叔端起一个盛满井水的脸盆,泡沫四溅地在麻石街上搓起油腻腻的头发,我们这才放心地一窝蜂地爬上汽车后面的车厢,摇晃着前面的护栏,想象着自己腾云驾雾地在公路上飞驰的情景……
不知何时,耕杰娘不声不响地攥着一根竹枝,冷不丁儿地抽着后面的车厢,声音冷得像田垅里冒出的井水:"你们莫摇汽车呢,这是公家的汽车呢……"好像我们根本不认识那是汽车,只能追着村里的拖拉机玩似的。我们蔫蔫地爬下汽车,蔫蔫地作鸟兽散,任那辆解放牌汽车在法新寺的暮霭中趴成一个黑魆魆的庞然大物。
松柏叔却是一个外冷内热、很有想法的人。他不顾耕杰娘在一边不停地使眼色,毅然带着封闭如井底之蛙的我与他生活在乡村街巷的儿女去外面看世界,让我们见识了矿上机器轰鸣的劳动场面,让我们观赏了江边水鸟翔集的风景画面……让我们知道了外面的世界很热闹,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从此心里多了一种期盼,一种希冀。多年以后,我放弃了自己的教师职业,选择去做外面的销售工作,天南地北地奔波且乐此不疲,这不能不说与当年的松柏叔不无关系。
祖母的勤劳、善良与隐忍,是在麻石街上出了名的。除了含辛茹苦地拉扯我们,她还要见缝插针地操持家务、喂养禽畜、经营土地。晨曦里,夕阳下,祖母背着弟弟,带着我与哥哥,佝偻着脊梁,在自留地里挥汗如雨,将自己与红丘陵浓墨重彩地融为一体,在红丘陵上劳作成法新寺人眼里一幅永恒灵动的剪影。夜深了,祖母就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在木屋后的猪栏旁"梆梆梆"地剁着猪草,一节一节地剁成猪们嘴里嗷嗷呼唤的美食,将单调枯燥的剁草声敲成了我们耳中悠扬动听的催眠曲……日复年复,祖母将繁重、困顿的日子过成了她乐意、希冀的生活——给儿子减轻负担,将孙子抚养成人。
下街的表哥出身成分不好,他的爷爷在解放前曾做过国民党的连长,这段历史就像无形的标签一样高悬在他的头顶,任他怎么也挥之不去。麻石街的孩子与他一发生争执,几言不合,便气急败坏地指着他的鼻子骂道:"国民党,反革命,不老实……"表哥气得满脸通红,嘴唇蠕动着,终于无力地垂下了脑袋。祖母在街上撞见了,拉过表哥的手,拥着他的肩膀,和颜悦色地对其他孩子讲:"他嗲嗲解放前就死了,他们连面都莫见过。他与你们一样呢,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反革命……"偷偷地,祖母常常背着祖父,给表哥的手里塞上几块糖或几毛钱,让他带着两个弟弟回家里解解馋或去供销社买纸笔。直到今天,表哥与我见面每每忆起,依然眼眶湿润。
可长期的劳作,辛苦的带人,严重地摧残了祖母的身体,透支了她的健康。终于在六十二岁那年,祖母患上了绝症,脸部浮肿地躺在法新寺的祖屋里,嘴里压抑地发出痛楚的呻吟声。村里的赤脚医生,祖母的远房侄女玉梅姨,每次给她打完止痛药,都忍不住难过地劝她说:"姨娘,您就喊出声吧,也许能好过一些。"祖母望着门口空荡荡的堂屋,欲言又止,最终轻轻地摇了摇头。暑假,父亲领着我终于出现在祖母的门口,祖母的脸上掠过一丝痛楚的微笑,而我已完全辨认不出祖母的模样了。一直到我们离开祖屋的那一天,我竟然由于心里害怕,只是远远地站在门口观望,而没有走进祖母的房间与她告别。祖母躺在那张曾经拥我睡过千百遍的红漆木床上,嘴里"呜呜"地已然说不出话来。在我与父亲转身要走的一瞬间,一颗豆大的泪珠滚下她浮肿的脸颊,凄清而不舍……而这次分别,成了我与祖母的最后一面!
……
八十二岁那一年,跟随独子生活的祖父在异乡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法新寺的祖屋出现坍塌的那一年,麻石街上的表叔给父亲打来电话,古稀之年的父亲双手攥着话筒,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是祖产,还是得修葺一下……"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闭门不出,坐在他的书房里,凭着昔日的记忆,用钢笔画出了法新寺的全景图,一点一滴地告诉我,故乡的祖屋曾经是一座关帝庙,我与哥哥启蒙的小学曾经是一座寺堂,让我们有时间就回去看一看。其实父亲与我都知道,我们早已回不去了,从关帝庙与法新寺在麻石街上消亡的那一天起,从麻石街上矗起一座座参差不齐的砖房楼房起,我们就再也回不去法新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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