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的老战友，都是1949年春参军。当时我不满十六岁，他已经满十八。我们都是文艺兵，但他内向、木讷，枉长了个一米七八的大个子，不会唱歌更拙于表演，只是下部队演出时，负责搬搬道具，搭建戏台等体力活儿。我们一群小女兵背地叫他“搬运工”。
      女孩子矜持，又有些妄自清高，大家几乎天天见面，但我没和他说过一句话。但有一天，我第一次输给了他——确切地说，是他救了我一命：
女文艺兵，除了要有好身段，更要有好嗓子。领导上说，嗓子是文艺兵的武器，要像战士保护武器一样保护嗓子。除了在饮食上，忌硬、辣、油腻等外，还要每天清晨到村外近水的地方去锻炼。
      一天夜间下了小雨，早上仍是细雨蒙蒙。班长说不去村外练嗓子了，可多休息会儿。我争强好胜，仍旧早早起床，一个人朝村外池塘走去，农村的道路泥泞，到了临近池塘的地方，两只胶鞋的鞋底沾满了泥水，而池塘的岸边又有些下斜，还没等我站稳，脚下一滑，竟跌了下去。池塘最深处大约两米，岸边就更浅了。但我是个“旱鸭子”，不会戏水，在齐胸的池水中，恐慌地挣扎……。
      恰在这时，“搬运工”也因雨一个人晨练跑了过来。是我先看见了他，生的欲望迫使我冲他高喊：“救救我”！
他听见喊声，稍微愣了一下，然后就冲了过来。
      他把我拽上岸后，说了句：“你这是干啥？”我低下头，吐出两个字：“谢谢”。接着我又满脸乞求地说了一句：“不要把这事儿告诉别人。”这是第一次把矜持和尊严输给了他。
      几个月以后，我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搬运工”是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在支部大会讨论我的入团申请时，开始几个人都投了赞成票，我窃窃自喜，心想：一定能够通过。可当他发言时，却板着脸说；“XX同志积极要求加入团组织，是值得鼓励的，但要做个真正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还有很大距离，希望……。”他的前两句话像一瓢凉水从头到脚泼了下来，我一时懵懂了。
      大会的结果是，我还要再接受一段考验。
      我自然对他不满，竟在第二天碰到他时很不友好地说；“我没惹过你呀？你把我从水塘里拉上来，也谢过了。怎么凭着支委的身份横栏我入团哪。”说完，我抬脚要走。他一声：“你别走。”把我的脚步叫停了。接着说：“太幼稚了，就凭这水平还想入团？”我不尴不尬地站着，不知如何反击，眼泪却先声夺人了。
    “越哭越不够条件。”说完，他走了。
      半年后，大部队奉命调西南剿匪，文艺兵全部转业，大家各奔新的工作岗位。就在这前两天，团支召最后一次大会，“搬运工”带头表态，同意我入团。“没料到，最后还是他成全了我，使我获得了青年团员的光荣称号。
      分别前，他主动找到我说：“戒骄戒躁，继续努力，我们都争取早日入党。”我郑重地点了点头。
      我被分配到河北省唐山地区所属的y县，“搬运工”则去了距y县很远山区。
      1953年秋我遇见了他所在县一位干部，问他是否认识xxx，他说：“你问的这个同志是不是绰号叫“搬运工”？我笑着点头。
   “何只认识，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副科长了。”
   “那他准是党员了？”
   “当然了，还多次被评为模范党员哩。”自此，我又多次暗暗自责：“又输给他了。”三连输，惨！
      以上所述都是六七十年前的旧事了，我们那一代人都早已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我离岗前是个副处级干部，当下每月工资万元，丰衣足食，颐养天年。“搬运工”如何，不得而知。算来他快九十岁了，是否健在，都成问题了。
      就在前不久，我在地方报纸上突然发现了他的名字，而且在头版的显要位置。开始我曾怀疑是重名，仔细看了内容才确认果然是他。
      事情是这样的：，新冠肺炎在2020年的新春爆发，美丽的江城武汉成了重灾区，全国人民的心都倾注到那座英雄城市，如同当年的抗日战争、抗美援朝一样，亿万同胞有钱出钱，有力献力，全力抗疫。三月八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以习近平同志为首全体成员，都自愿缴纳了党费，支援灾区。全国近亿万党员积极跟进，交纳这笔“特殊党费”。我很“慷慨”，除了早以捐给慈善总会500元外，又给机关党支部送去了2000元。不久，机关发了简报，按缴费多少排列名单，我竟然居于首位。当时嘴上没说，心里却很自豪。但当读完“搬运工”的事迹后，心里掀起了阵阵波浪。我曾设想：他或他的儿女下海经商赚了大钱，或是他自己从岗位上退下来，待遇优厚，存储的多。
      我下决心要把此事搞个清楚。
      费了很大周折才找到了他的手机号码，拨通后，他听不出我是谁，我自报家门后，他竟一时语塞，沉了会儿，才用着老年人特有的嘶哑声调说：“哎呀，怎么会是你呢？几十年了，你好吧？”我没回答他的问候，反问他：“报纸上刊出你交了180万元的党费，你哪来的那么多的钱哪？”
      他也没正面回答，只是慢声慢语说：“你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孩子，一惊一乍的。现在疫情紧张，生活上注意点，得了新冠肺炎给国家添乱。”
      我知道从他嘴里是问不出所以然了，也说了几句关心的话，便挂断了电话。
      接着，我辗转找到了他所在单位负责收管此次党费的同志，详尽地了解了有关情况：
      我的这位老战友因为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不强，一直没得到提拔，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离休时，才是某镇的党委副书记，老伴是是当地人，没工作，一直住在农村。两人育有三儿一女，大儿子自幼患小儿麻皮症，两腿落下残疾，只读了六年级便待在家中干些轻活儿，一直没娶上媳妇；另外两个儿子和女儿也只是读了初中，都在县城当工人，已经退休了。四个家庭就属他这个老爸每月收入多，目前每月可领7000多元。除去三口人的开销，和偶尔对其他儿女的支持，每年都可以储上四，五万元。
      听他介绍到此，我反问了一句：“每年存四、五万，那得几十年才可以积攒180万，以前也没有这么高的工资啊，他那拿得出这么多钱啊？”
对方继续说：“你问的对，他确实没有这么多积蓄，据说银行里储有80万，这已经很不少了，许多比他收入多的户，也存不下这么多钱。另外的钱是他为了给大儿子娶媳妇，1976年大地震后，在村里买了一个很宽敞的宅院，里面有五间快要倒塌的瓦房，他与老伴儿、儿子硬是用两只手，揭下了瓦片、拆下了砖头，卸下来椽、檩，又一点以点地添置了些新材料，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建起了五间新房，但儿媳妇还是没娶上，新房也舍不得住。
       前两年有个外地富豪，想在那个村开发办厂——别看那个村不大，但环境好，靠近滦河，水资源丰富，距县城不远，交通方便。那个开发商挺有眼光，一眼相中了她的大院和附近的两个院子。光他一家的征用费就给80万元。这笔钱  他没存银行定期，小儿子为他买了“理财”，利息挺多，但凑到一起也不够180万，可能是儿女们也凑点……。”
       不等他继续说下去，我已经不想再听了。心里除了感动还有许多杂想，暗自惭愧，多声感叹：“老战友啊，我在你面前永远是个失败者。这一次，我又输给你了，而且太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