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历来十分悠久，连绵不绝。既有阳春白雪般的高雅文化，也有街头巷陌的世俗文化，无论哪一种生活方式或行为举止，应该都能被这二者阐释。然而唯独有一种文化需要独立出来，并且是必须如此，因为它小到自然民生，大到社稷统治，不可不察也。它就是贯穿古今的“清廉文化”。而此类代表称为廉士。
        “清廉文化”的源头，还要追溯到《周礼》之中：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意思是说一个官员必须具备善良、能干、敬业、公正、守法、明辨是非等基本品德。六个方面均以“廉”为冠。欧阳修的《廉耻论》，公正清廉，乃“士君子之大节”，同样说了“清廉”是为官的必备品德。
         由此可知，“廉”与“官”是紧密相连的，只有入仕为官，方能进入“廉”的考察和约束。古时向来对“廉洁”二字颇为看重，当官从政不仅需要相应的学识和能力，更需要同等的廉洁来匹配。战国时期的伟大诗人屈原《楚辞·招魂》中有：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尔未沫。”何为“廉洁”？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玷污。在屈原这的廉洁不仅是内在的道德约束，更是人格信仰的高贵彰显。
         文化上既然独有“清廉”一脉，那清廉二字能否运用实际选官中来呢？历史上确有体现，比较典型的就是汉朝进行的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举孝廉。孝廉需是孝子廉吏，一般是州郡属吏或者通晓经书的儒生，也并非是普通百姓可以参加。当然也不是推选上去就可以为官，还要经过考试才能决定是否选用。清廉之人，自然对其本身的德行操守有严格的要求，选用其为官也无可厚非，对国家和百姓都是一种负责的行为。然而一时之廉易，行一世之廉难。历朝历代仕子为官之初，确实以“廉洁”处处自制，然而在混乱繁杂的官场荡涤沉浮数载，也难保还记得当初的誓言。若没有本心的坚持，“清廉”二字难得长久，为此统治者们总是想尽办法让手底下的臣子们保持廉洁之心，为此也不惜严刑峻法相待。
          廉洁二字的相反面便是贪没。就如同忠臣和奸佞一般，总是格格不入，却又割裂不开。自有官职设置以来，这两类矛盾便一直相生相克，你很难去彻底舍弃一面，有人坚定的站在一方。有人身在一方，心却在另一方。有人两方摇摆不定。而那些坚定的选择其一的人，要么是名垂青史，要么遗臭万年。而可怜的选择后者的人，往往贪得的钱财还未享用，就给他人做了嫁衣。如清朝乾隆时期的贪官和珅，所得之钱财令人咋舌，然而最后尽皆给了嘉庆，所谓“和珅跌倒，嘉庆吃饱。”然而早期的和珅也是才华横溢的正直之官啊！由此，真正的廉士，才是可遇不可求的。
         说起廉士，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是绝对绕不过去的。其原本就出身在贫苦的家庭，童年时代清贫的生活使他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入朝为官后,他依然如此。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深知他的习惯和家规。因此,结婚前夕,范纯仁对婚礼大操大办自然不敢妄想,他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只买两件稍微好些的衣服,这样于父亲.妻子两边都能说得过去。于是,范纯仁将计划购置的衣服列出清单,壮着胆子交给父亲审定。谁知范仲淹看过单子,立即板起了面孔,说道: “婚姻自然是人生大事,但这与节俭有什么矛盾?怎么可以借口‘人生大事’而奢侈浪费呢?”由于范仲淹的坚持,范纯仁的婚礼办得十分俭朴,既没有购置贵重奢侈的物品,也没有举得隆重奢侈的婚礼,不仅范仲淹的家风得以维持,同僚们也从中受到很大教育。对儿子尚且如此，他对自己更是严格要求。据《宋史·范仲淹传》记载，范仲淹为官清廉，生活节俭。即使他显贵之后，亦“非宾客不重肉。妻子衣食仅能自充”。他在任广德军司理参军时，要回苏州老家接母亲来广德，因积蓄不多，下属给他筹集了路费，但他不肯收下。他说：“我还有一匹马，你把它卖掉，就有回家的路费了。”此为范仲淹“卖马接娘”的美谈。
          我想范仲淹的母亲应该为自己的孩子有这样良好的品行而高兴。反观如今，智育和德育的教导应该值得我们一起深思。出身贫苦的他对贪没的陋习，更是深恶痛绝的。纯良的文人一旦登上政治舞台，总是尽可能的实现他们理想的完美信条，在这点上范仲淹也不例外，他自己清廉正直，那么对身边人的行为，无意之间就会起到监察和警醒的作用。你看！宋仁宗时期，官僚机构臃肿，州县官吏多有不称职者。范仲淹在推行吏治改革时，视各路官吏优劣，迁赏政绩卓著者，降黜贪渎和不称职者。以至于他在邓州知州任满离去时，百姓沿途数里拦截使者，请求他留任。他在邠州、庆州任职时，颇得时人称颂。当地汉族、羌族百姓曾为他画像、立生祠，感念他。为官能得百姓如此相待，人生也当足矣。
          同期的欧阳修也可以说是“廉士”的代表之一。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一生为官勤政廉洁，三年蜀地为官的唯一纪念物品就是购买了一匹蜀绢，请人画成六幅“七贤图”。欧阳修在江西为母亲守丧时，再见到其父在蜀中做官时留下的那幅《七贤竹林图》，有感于父亲的先志，便写下了《七贤画序》，告诫子孙永远记住先祖为官清明廉洁的一身正气。并且欧阳修委婉拒绝那些请托办事人，并表达了自己从政处世的基本原则：秉操守、持清廉、不越矩，知方寸。
         清廉文化其实不仅是官僚阶层的产物，它已经深深融入到社会的各个方面。无论是商贾农人，还是贩夫走卒。无论哪一阶层，廉洁自守都是必然的规范。“千里之堤”，尚且能溃于蚁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以松懈。试想如果小洞不补，那一旦成为巨大的缺口，岂不是悔之晚矣。所以，廉洁自律既是内在责任，更是外化的义务。我们能保持这悠久的历史，而没出现断代，就是因为有一批批的廉官在支撑历史的弘柱，富贵之时毕竟不会长久，廉名却可以流传青史。
         正如范仲淹的那句“先天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正体现乐从古至今的廉士们的傲骨吗？记得古代官衙州府的大堂都会悬挂“明镜高悬”的匾额。它既是对官吏们秉公办案的期许，也是对廉洁品德的呼唤。这让我想起了新中国成立后涌现出如孔繁森和焦裕禄等一批批优秀的人民公仆。我想他们心中一定也悬挂着那面“廉洁”的明镜。为了人民的幸福，官员必须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
         对比古今，廉洁文化一直不断演化，并且在文化的漫漫长河中，洗濯着自身的灰尘，保持着光亮和自信。因为它知道这是时代的诉求，人民的呼唤。所以它一时一刻也不敢懈怠，只有不断的茉莉和淬炼才能适应新的环境和要求，而那一批批廉士，也将用信念和行动去捍卫它，在新时代下焕发新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