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不富有，但日子过得踏实稳当。细想来，这都与父亲传播下来的清正家风有分割不开的关系。
        以前，母亲常提起这样一件事。19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家里早就揭不开锅了，不到一岁的大姐面黄肌瘦，头大身子细，常常头一歪就倒在地上。母亲知道这是饿出来的症状。大姐又一次晕倒了，母亲抱着浑身软绵绵的大姐找到了父亲。父亲在公社的粮管所工作，派驻在下设的一个粮站。
         母亲流着泪说：“俺娘俩找你要口饭吃，你就给点粮食吧。” 父亲摸了摸母亲怀里不省人事的大姐，只是说了三个字：“回去吧。”母亲央求父亲：“你给俺娘俩一把粮食就行，回家熬锅粥汤。” 父亲的一个同事都看不下去了，对父亲说：“老董，这个粮站就咱两个人，仓里上万斤的粮食拿出一二斤谁也看不出少。” 父亲说：“这是国家的粮食，一粒都不能往外拿。”
          母亲说这件往事的时候，父亲就在一边。母亲每次说起来眼里都有泪水在漾动。我仔细看着父亲的反应，父亲的表情很平静，脸上没有显露一丝一点的愧疚，就好像说的这事与他没有一点的关联。我忍不住问父亲，“真的是这样吗？” 父亲默默地点下头。在我高中二年级暑假的一天，我忍不住问父亲：“当时为什么不能从粮库里拿一点粮食出来？” 父亲一点都没有犹豫地说：“不是自己的东西一丁点都不能拿！” 这话说的很普通，也不带什么大道理，但我分明感觉到父亲的这句质朴的话像凿子一样凿刻进了我的心壁。在我的人生中，这句话从没有被物欲腐蚀过，也没有被贪婪冲刷过。就像这句话本身的质朴一样在我心里保持着质朴的光泽。
        1988年夏天，我招工进了杨家坡粮管所。所里有20多个职工，多数职工的家属都在农村，秋收时照例为他们放一个星期的假。所里一下子冷清了不少。所长说：“你年轻，家里又没地，你得留下来值班。”本来必须三个人干的工作我一个人顶起来了。记帐员和出纳员回家忙秋收秋种，营业室单剩下我一个售货员。我一个人开单、收款、付货。买着平价粮，买着议价粮，还要买着酱油醋。所里有一个酱园，利用自身经营粮食的优势生产调味品，销路很好。营业室在大门口，我开好票收齐款，到所里东端的仓库发议价粮，到南端的酱园灌装酱油醋。几天下来，一双半高跟的鞋磨成了平底。我开了多少单子，收了多少钱，发了多少货，交帐的时候一分钱都没有差错。
1991年春，我已经调入了第三粮店。这年的夏天，民间到处流播临沂将要发生大地震的传言，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兴起了防震床，用钢材焊接组合起来的带顶棚的一种床。父亲从物资公司买的钢管和钢筋，爷俩借了一辆地排车拉回了三粮店。三粮店有一个修理车间，对内承接职工防震床的焊制，一个防震床收加工费120元。120元当时比我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交费的时候，出纳员说，“等等吧，都还没交的。”我对父亲说了这件事，父亲说：“别人交不交那是他们的事，咱得交。” 我第二次去坚持交了费，后来听说就是我一个人交了。但到现在想起这事也没有感到后悔。在粮店时，张主任指派我到街上刻一个内部使用的公章，5.7元钱，我索要了一份收据，刻章的人写了6元，开玩笑地说：“多开的3毛钱是你的跑腿费。”走了一段路我又找回去，想来想去占公家3毛钱的便宜不合适，要求重开了一张实际价格的收据。这让那个刻章的人象看外星人一样把我盯了好几眼。
         1996年秋天，我调进了面粉厂，管理成品仓库，两个面粉库，一个麸皮库。我日常的工作就是负责收发面粉。车间一个班次生产的面粉和麸皮都要入库，车间有一个入库单，我清点无误后签收。出库的时候按照发货单的数量发出，有专职装卸工，我清点好数量，站在一边监督。为了做到准确，装车前在库里把所要发出的数量清点一遍，装车后到车上清点一遍，两边清点的数量相符就不会出现差错。入库和装车时面粉都整齐码放，一排码多少袋基本是固定数，所以清点起来不困难，关键是要细心和认真。
          如果不是承包，在面粉厂我会干的久一些。一个刚上班的早上，公司财务科和办公室的所有人员突如其来，对接我的是两个财务人员，先封了我的帐，接下来是盘点库存，之后现场对帐。三个小时后出来了结果，管理成品库两年七个月没有出现一点亏损，帐物相符。按照常情，仓库即使短缺一些物资，只要在常规允许的损耗范围内都不是问题。做到这一点，正是父亲的那句雕刻在我心里的话起到的作用。
        父亲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给我们做子女的留下什么财富，但父亲留下来的清清正正的家风比任务财富都要珍贵！我继承了这笔财富，并且早已潜移默化地向下一代子女的心里过继。这是一笔永不流失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