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不能缺少中国诗味，应该是每一个中国诗人必须具备的民族审美意识。

近一时期，诗坛有人大谈诗的审美多元，诗的西化。新诗百年,诗体尚在探索，他们论证，新诗是从西方引进，因此新诗诗体的标准走向，应该是外国诗歌的“翻译体”，他们也确实在亦步亦趋地实践着他们心目中的翻译体。翻译体有直译，有意译，最大的弊端是晦涩难懂。由于译者水平参差不齐，有的译者欠缺诗歌涵养，没有读懂原诗,又如何能译出诗的境界,即使高明的译者能译出原诗的内容，也未必能译出原汁原味的诗味。因此，将“翻译体”作为中国新诗终极追求的诗体，无非要中国诗写成外国味道的外国诗,非但不宜，上世纪三十年代行不通，今天更行不通。

我国从“五四”开始引进外国诗歌,已经有一个世纪。当时引进西方诗歌创造中国白话体新诗的开创者、第一代新诗人,都是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大学者，他们译介很多外国诗，却没有听他们中有谁提出过中国新诗的方向是“翻译体”。胡适主张“明白清楚”，提倡“我手写我口”，无非是要让大众都能读得懂的通俗白话口语入诗，如胡适最早写的《两只蝴蝶》是中国味。郭沫若学美国惠特曼,他的《女神》是中国味,冰心学印度泰戈尔,她的《繁星》《春水》是中国味,闻一多受英国唯美主义影响,他的《红烛》《死水》依然是中国味。今天认定新诗方向为“翻译体”的高见者，有几个能与第一代诗人比学养?

我始终认为，诗是不太好翻译的。即使中国的古诗今译，也只能译出个字面意思,几乎没有成功的。古体诗一旦翻译成口语，内容了然了，诗味没有了，诗意、语境、情味、韵致都没有了。更不要说外国文字翻译汉语诗了。译者若强辩，我请他试着译一译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不必译全诗，单译诗题五个字，能不能将意境译出来？诗歌是纯语言艺术,汉语言是全世界最丰富最多义最变化无穷的,不仅有俗语方言,更有一语多义的谚语、歇后语、双关语，外国文字绝难翻译。

记得九十年代欧洲有一家乐团来北京演出，宣称演唱中国古典诗词,有李白、杜甫、王维、苏轼的作品,尽管打着中文字幕,现场观看的中国诗人、古诗词研究专家们，始终没有听出演唱的是诗人的哪一首诗，查遍李白诗全集和全唐诗，也没有查到是李白哪一首诗，因为一经翻译，语言文字完全变了味。同样道理，汉语也很难毫不变味地译准外国诗歌。

百年白话体新诗，本该有更多读者，恰恰相反，诗的西化，诗的语言变异，造成沟通障碍，影响顺畅交流，好比与有语言障碍的哑巴或结巴交流一样，中国人都越来越读不懂中国诗了，无怪读者纷纷远离新诗。那些读者读不懂、作者自己也不知所云的翻译体诗歌,竟有诗评家褒赞,“越是读不懂的诗歌,思想才越深刻。”这真有点让人堕入云里雾里，既然语言障碍读不懂，又何能领悟到思想深刻?

诗的语言固然均是口语，但不等于所有口语均是诗，必须经过生活经历、阅历提炼而成的有意义的富有审美价值的口语，才可能组成诗的语言。然而现在网络上出现的大量“诗歌”，大都是无病呻吟任意乱啐的口水，毫无诗意可言。诗的语言凝炼，形象，富有内涵，讲求诗意、诗美、诗情、诗味、诗理、诗趣，包含时代的呐喊、人生的行吟、景色的赞美、情爱的倾心，通俗地说，就是语境诗境极具情与美动人心魄的语言，不乏中国味的诗性。

中国诗歌不能缺少中国诗味，应该是每一个中国诗人必须具备的民族审美意识。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特质，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特色，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特点，味皆各各不同。中国诗歌是中国味道，就如中国菜肴是中国味道。不同的是品菜肴靠的味觉，品诗则是凭诗美诗味对心灵共鸣的感觉。中国古诗词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皆能品出中国味道。中国诗歌的味道绝对不同于外国诗歌。新诗虽只百年,新诗的中国味道则既要有当代生活底蕴、家国情怀,又要继承文化传统血脉。不管怎么写,不管用什么形式，只要符合民族审美习惯、审美趣味、审美情思，都是中国味道。

从诗的翻译体，我不由想到三十年代闻一多先生，为什么要一再提出新诗诗体格律。我妄自揣测，他提倡新诗格律的初衷，决不仅仅只是想解决融古纳西的理论问题，当时追求西化的印象派、现代派的很多诗，如留学法国学雕塑的印象派代表李金发的诗，晦涩得大家都读不懂，却被当作新潮。我料想，闻一多是担心中国白话诗将会被逐渐西化，丧失中国味。当然，新体白话诗的格律不是亦步亦趋继承古体诗严格的平仄格律，他提倡文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目的是强调新诗的中国化。当前有诗评家提出“翻译诗”是新诗发展方向，也许正是当年闻一多先生所察觉，所忧虑的。

中国新诗要走向世界，绝不可少中国味。我不排斥外国诗，但必须有条件地吸收西方诗歌的精粹，在中华民族骨血情愫的中国传统诗歌基础上锦上添花，丰富中国诗歌的中国味，也很有必要。

须明确，化西，不是西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