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对语言的第一个要求，是把诗的语言写的通顺，叫读者一看就明白，引导读者顺利的进入你的审美思维。格律还未进入艺术领域，语言已经进入艺术领域了。语言既是技术，又是艺术。对语言的要求很多，语言清通是第一位的，是最基本的要求。为什么呢？读者和作者的交流主要是通过文字，看了诗以后，他不能当面问你，你也不能立刻解释。所以对语言清通的要求就更高。一句诗几个字就能把你的思想感情、要说的事，完整的传达出来，不能叫读者误解、走岔路，这是我们语言上的功夫。有些诗友写的诗，他自己很清楚，但读者不清楚。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思生造出一个词来用在诗上。这种词你自己懂，别人不懂。有些大诗人他生造词，像苏东坡、鲁迅，生造了好多词。但他是语言大师，他造了以后被社会所公认。而我们呢？没这个水平，造的词不为社会理解和公认。这个问题挺不好说清楚。你要创新，肯定不能总用老词，得用新词，可是要用新词，就涉及到生造词的问题。这不是一个理论能解决的问题，须要靠我们创作实践来解决，靠提高语言能力来解决。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个诗友寄来一首诗，是给他九十五岁的祖母写的一首祝寿诗：“祖母生宣统，今年九五尊。”他的意思是说我祖母生于宣统年间，今年九十五岁了。但是大家一看这首诗就都笑了。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为什么呢？“祖母生宣统”，祖母生了宣统皇帝，是皇太后。不但是皇太后，“今年九五尊”今年又当了皇帝，成了“九五之尊”。显然他的本意不是这样，可写出来却差了这么多。不要以为你说的话挺明白，写的诗就不会有问题，语言问题一定要当回事。还有一位诗友写过这样的句子：“舟车卧海南，鸭香贵转馒。”什么意思呢？“舟车卧海南”是说，坐着船，坐火车并且是卧铺，到了海南岛。“鸭香贵转馒”是说，下车后饿了，看见路边烤鸭特别香，一问价钱，很贵，买不起，转身买个馒头吃了。他想的是这个意思，他自己很清楚，可是读者谁能理解清楚呢？再说一首诗，标题叫“澳门回归”。我看诗的内容不是写澳门回归，于是问作者：你这也不是写的澳门回归呀！他说：“怎么不是呀，我就是写澳门回归，我刚从澳门回来。”他从澳门回来，是他回归，不是澳门回归。他是很清楚：我从澳门回来了，不就是既回又归了吗？这是个语言的水平问题，是功夫，大家不要小看。为什么说鲁迅是语言大师，他在语言的运用上，又新鲜、又有趣、又精确，又被大家所接受，那是很不容易的。虽然我们做不到大师那样，但要做到清通、明白、不让读者走岔路，走迷宫，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对我们写好诗的基本要求。还有一个是对朦胧诗的误解：特别是二十世纪最后这几年，说诗要写的朦胧，谁也看不懂才是好诗。把朦胧诗理解为谁也看不懂，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朦胧诗的朦胧不是表现在词句上，而是表现在意境上，可以有多种理解，给读者创造想象的余地。西方有句话叫做：“有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就是说，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一百个人看了以后，就有一百个不同的理解。字句上朦胧，云山雾罩，谁也不知道你说的啥意思，那不叫朦胧诗。 李商隐是我国朦胧诗的鼻祖。他说：“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我们看表面上的诗句，“春蚕到死丝方尽”，哪个字，哪个词“朦胧”呢？  蚕吐丝，吐到死才吐完。蜡烛滴泪，滴蜡油，什么时候蜡烧光了，泪才滴完，都是非常明白晓畅，没有丝毫的朦胧感。但是，它的意思，它传达的感情，是不确定的。有人认为是爱情诗，在爱情上不大顺利，“丝”的谐音是“思”，相思的“思”，“泪”的谐音是“累”，吃苦受累的“累”，为相思所累，这样理解可以，完全讲得通。有人认为是官场失意，李商隐因陷入党争被贬，竞争失利，只剩下了“丝”和 “泪”，这样理解也可以。有人说是友情诗，跟朋友的关系出了毛病，也可以。  所以，背后的含义，要传达的感情，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想象空间，这是朦胧诗的本质特征。千万不要认为把诗写得谁都看不懂就叫朦胧诗，那是对朦胧诗的一种误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双关语”。“双关语”跟“歧义”是两回事。“歧义”是读者理解不出作者的原意，却理解成了另外的意思，走到岔路上去了。就像“祖母生宣统”一样。而“双关”的两层意思都是作者想说的，表面一层意思，通过某种关联，背后还有一层意思，这叫“双关”。如刘禹锡的《竹枝词》：“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那个“晴”字，就双关了。这个不用多说，大家都清楚。诗的语言要清通，就是不能让读者的理解产生歧义。不能让读者走岔路，把你的意思理解错了，不要让读者走迷宫，转来转去不知你在说什么。关于语言，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古人的语言的继承（其中包括形象，不仅仅是语言）。现代语言、现代社会生活还没有完全融入诗词语言库里来。什么原因呢？我想，一个原因是因为现代生活发展太快，诗人创作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像唐宋时期，千百年一直是牛耕人种，没什么大的变化。“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唐朝时这样，到了宋朝还是这样。而现在就不行了，今年是“田夫抛秧田妇接”，几年后就是插秧机，再过几年就是雇人插秧了。自己坐在稻田边上，吃烧鸡喝酒，有人用机器帮你插好了。变化太快了，这是一个原因。我们现在诗词语言仓库里面的零件，大部分是唐宋的零件。1997年香港回归时，有一首诗，写解放军进驻香港是“饮马香江”。有诗友就提出反对意见：解放军并不是骑着马进的香港，你们这不是歪曲历史吗？他说的这个也有道理，解放军确实不是骑着马进的香港。  但是，诗并不是历史纪录，不是新闻。你不让他“饮马香江”，说“坦克进香江”、“装甲车进香港”，这很难融进诗里去。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还没有出现足够数量的语言大师。这是个时代问题，是历史问题，这个不多说了。
对古人的语言，大概分为三种情况。
一种是完全可以照搬，它的生命力比较强，没有时代的局限性，完全被现代大众所接受。比方说“剪烛夜话”“破釜沉舟”。
第二种是属于半可用，有限制的使用。比方说“陛下”这个词，在中国没有陛下了，可是在外交上，对日本天皇、英国女王还是要称陛下，这是特定的外交语言，叫做有限制的使用。
第三种是已被历史、被时代淘汰了，不可用了。我收到一个女诗友写的诗，他自称“妾”。古代女人自称妾，是谦称，不是说自己是小老婆。现在要自称“妾”，太陈腐了，也没有必要。这类词已经死亡了。男人自称“仆”，自称“在下”，这些我看可以不用。总而言之，对古人的语言，大概有这三种类型，即可用，半可用，不可用三种。但这也没什么量化的标准，大家可自己掌握。语言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清通明白。不可以有岔路、迷宫，不要以为自己明白就了事，要让读者明白。这是诗的语言最基本的原则，诗的语言还有艺术上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