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刊》社与长江文艺出版社于2020年12月推出了“第36届青春诗会诗丛”，15位诗人各具有独一无二的色彩。诗人中最大的40岁，最小的26岁，他们中有警察、有农民、有老师、有记者、有编辑……有的诗人在创作上已趋于成熟，有的还在慢慢学习和摸索。这15本诗集在集中展现15位青年诗人写作成果的同时，也为当下青年诗人创作的内容与走向提出了新的思路。

吴小虫的诗歌里有一种禅意，“古寺”与“品茗”常常在他文本中出现，他可以从一切微小事物中无限地开阔他的内在世界，他的语言是平静的，内在却是激越的。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写，“如果在坠落的过程中能毫不害怕/滔滔激流中我必将凭跃和鸣叫”，在一种不动声色里隐藏着暗潮涌动。

李松山的诗集《羊群放牧者》围绕自己的生活展开，他写放羊、写草木、写蚂蚁、写露珠，写一切在生命中构成微澜的意象。他在创作中打开了所有的感官，微小的生灵在他笔下都鲜活起来，从平淡的文字中流露出对生活的热爱，不经意间就能触动读者内心的柔软之处，使他的诗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境界。

王二冬和芒原分别以他们故乡和故乡的代表性意象为题，《东河西营》和洒渔《烟柳》是他们的乡愁，也是他们展开诗歌创作的文学坐标。两位诗人一北一南，笔下的故乡各具特色。芒原试图用一种“粗粝的隐秘”打通现实与自我的关联，作为一名警察，这些年想必也阅尽了世事人心，在阅读中能感受到他笔下的故乡有一种“绝处逢生的真实感”。王二冬则选择用平实的意象去呈现自己对故乡的微妙情感，少年的英武稚气，在一次又一次同故乡的别离后获得平静，对故乡的深情感怀最终被隐秘地珍藏了起来。

一度的诗总是和他行踪发生密切的关联，大部分都像是走在“途中”而忽然被打开格局，可能是在上下班途中、旅行途中。但他无意描述他在“途中”见到的所有宏大风景，他总是于广阔中找到一处指向内心的落脚点，适时地发出一些“清脆的回响”。

叶丹是兼有眼观于外和观于内的诗人，诗集《方言》显现出一种超乎寻常的冷静和克制——对词语的精准处理，专注于语词的工整表达，给人一种他正退居到越来越隐蔽的地方来观察这个世界，成为“隐秘的观察者”。而“隐秘的观察者”角度也预示着某种创作上的生长性，一方面给予日常生活更多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有意识地将创作从琐碎的现实中挣脱出来。

陈小虾对日常与生活有着精妙的观察和想象，她的每一首诗都像是她内心的柔软的释放。她不断寻找自己与世间事物之间的共鸣，触摸它们之间微妙的关系。正如她的诗集名字所言——《可遇》。生命中的精彩总是可遇而不可求。

琼瑛卓玛的所有创作都围绕着她所构筑的《野燕麦塬》展开，从而打破了时间与空间的精妙想象。在琼瑛卓玛笔下，野燕麦塬既是她创造给自己的精神家园，也是完全出于本能的对自己生存境遇的隐喻。

王家铭的诗集《神像的刨花》从名字上看就颇具巧思，他的诗歌多体现为虚实相济，在一个又一个跳跃的意象之间晃过思维的闪光。他的诗是宁静的，是舒展的，是可以让人回溯的。

朴耳的诗集《云头雨》有一种轻灵的质感，她用灵动自然的意象和细腻真挚的情感勾勒出她生活的侧影。在她的作品里俯拾皆是天真与新奇，复杂的世界经她自如地重组，为读者提供了一条领悟诗歌的新路径。

对于徐萧来说，万物都是隐喻的源泉，诗集《万物法则》精心构筑了齐整有序的各种隐喻，实现诗人对诗歌形式的探索和追求。在诗集的第一辑“技艺与劳作”里，每一首诗都用一个隐喻搭配“劳作”一词出现，而“劳作”在他笔下也成为一种隐喻。

蒋在的诗集名字是《又一个春天》，“时间”是她在创作中一直关注的意象，她在创作中每写到一个新的空间，都会站在一个新的时间刻度上去重审这一空间的过去，呈现出一种断裂的时间感，历史中的时间感被她捕捉并精确有力地凸显出来。

韦廷信《土方法》里质朴的诗句更像是一串悠远的民谣，他在创作中既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境之美，又细致入微地呈现了现代个体的情感维度，“像一朵海外独自盛开的莲花”。

苏笑嫣诗集《时间附耳轻传》里大部分诗作都以某种线性的时间观为基准展开，在一种对“时间的断层”的书写中达成一种对现实的慰藉。随着诗人的成长，她对“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点和“自我”之间对应表达的不断调整，诗人们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也在不断地调整，从抽象到具体，从渺小到宏大。

亮子的诗集《黄昏里种满玫瑰》，每一首诗都不偏离他的生活现场，他能从真实生活中攫取创作资源，让原本看似平淡的日常，富于世情的细腻。

整体而言，15位诗人都不执著于对宏大题材的审视与磨炼，更多地将写作的重心放在自身生活范围内的情绪与经验；景深似的叙述是他们企图在现实与虚无之间来回跃动所采取的其中一种行动，也是一种自我建构的企图。构思精巧如陈小虾、蒋在、苏笑嫣和朴耳，情感真挚如王二冬、李松山和亮子，饱含哲思如一度、吴小虫、芒原和韦廷信，诗艺的现代性探索如徐萧、叶丹、王家铭和琼瑛卓玛，这些正在逐渐成熟的诗人们未来将如何继续书写，将带来怎样的可能性，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