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是现代化的标志性活动之一

汪剑钊

翻译是推动现代化的标志性活动之一。当然，我指的是自觉的翻译活动。众所周知，在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进程中，翻译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为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设计和规划提供了重要的参照。二十世纪初，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稍晚一些时候王亚南对《资本论》的翻译，都表现出那一代知识分子意欲借助他山之石来琢磨自家之玉的深层愿望。与此同时，鲁迅、茅盾、周作人等在译介外国文学时，也多将注意力放在了俄罗斯、东欧一些弱小民族那里，谋求在那部分作家与作品中找到华夏民族崛起的支持和样板。这就注定了其译介之目的，既在对他们的艺术价值的认定与借鉴，又为了从中觅寻到异域的思想资源。论及中国新诗的起源，对外国诗的翻译也是重要的触媒，这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新诗第一人胡适最早就是在翻译美国诗人蒂丝黛儿和朗费罗的作品基础上开始了自己最初的“尝试”。其后，翻译诗一直参与到了中国新诗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某种程度上，译诗已成为汉语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愈来愈得到有识之士的肯定。

在我看来，翻译还是对文化之源的又一次回溯。当人们逐渐习惯于将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当作固有传统的时候，有时会表现出一定的排异性，从而为自己掘下一口深井，坐在其中仰望天空。此时，翻译就会像一架梯子，把人们传递到井口，得以重见天日，意识到传统也不仅是井口那么大小，而是有着更为开阔的空间。因为翻译的存在，汉语就不仅是屈原、李白、杜甫和苏轼的专有了，它也成为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人言说的一个场域。翻译帮助人们超越了语言、民族、地域的局限，抵达了人类共同的文化之根。仿佛运河似的打通了海洋与海洋之间、河流与河流之间的阻隔，在巴比伦塔之外筑就了一条理解之路。所以，我们也可说，翻译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最重要的粘合剂。

另外，翻译的局限其实也是人类表达的局限。从思想到语言，这是一个抬着筛子向前走的过程，思想在词语的网格中不断被过滤、筛存，最终形成了文或诗，而这最终的诗文与最初萌发的思想已出现了一定的偏移。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偏移”而放任自己，让译文出现“失之千里”之差，更不可以与原文的对立而沾沾自喜。一千个译者尽可以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把哈姆雷特译成莱欧提斯，则是不可原谅的。最近，诗歌翻译界流行了一个所谓的“创造性叛逆”的口号，为误译、乱译、任意改写提供了一个借口。我觉得，应该在这里辨析一下，这个词组来自法国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一个发现，法语为trahison créatrice，英语为creative treason，这里的créatrice来自créateur，原意指的是“创作”、“创造”，trahison意为“背叛”、“出卖”和“不忠”。需要指出的是，埃斯卡皮在此指称的是文学传播中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前述的“偏移”，本义并不涉及褒贬，只是对其予以中性的对待，更无意大力倡导而立为翻译的圭臬。恰恰相反，他认为，应该在传播中尽量减少这样的损耗。因为，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并非所有的“叛逆”都具有创造性，有时，它极有可能携带着一种破坏的能量。有鉴于此，我认为，在翻译的工作中，“信”是唯一的标准，“达”和“雅”都必须在此基础上才能实现。

必要的参照

（湖北）余笑忠

唐代牛僧孺传奇小说集《幽怪录》里记有这么一个故事：在巴邛（今四川邛崃）有某人，不知姓。家有橘园，因霜后，诸橘尽收。余有二大橘，有三四斗的罐子那么大。那人觉得稀奇，即令攀摘，轻重亦如常橘，剖开，每个橘子里都有有两位老叟，须眉皤然，肌体红润，正面对面下象棋呢，身仅尺余，谈笑自若，大橘子被剖开后，他们没有惊慌失措，而是照样和对方决胜负，玩的不亦乐乎。末了，一老叟说：“我饿了，来点龙根吃吃。”但见他从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圆径寸，形状宛转如龙，头尾具备丝毫不差，边削边吃将起来，但奇妙的是随削随满。美美地吃完了，口含清水喷它，化为一龙，四位老叟一同乘上此龙，龙爪下排出云雾，须臾风雨晦冥，不知所在。
   这个故事令人神往，封闭的橘子是一个具体而微的桃源仙境。当人们神往古典诗歌世界的时候，还有什么会比隋唐间巴邛那两个神奇的大橘子，以及其中的四个长者更能满足他们的向往之情呢？不过，汉语古典诗歌那个橘子早就被剖开了，那个清净之境早就不复存在了，所谓汉语新诗，就是在国族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像一棵老树上掉下来的灰头土脸的孩子，不得不面对陌生而广大的世界，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

   回顾汉语新诗百余年的历史，从最初的尝试到之后的探索与发展，都与外国近现代诗歌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新诗的探索与发展速度更快了，坦率地说，诗人们的创作多多少少都受益于翻译家对国外诗歌的译介——有些诗人本身就是出色的翻译者——这里我就不必列举一长串名单了。

   惭愧的是，谈诗歌翻译我不是合适的人选，因为我不精通任何一门外语。在这里，我倒是乐于介绍一下我们湖北的几位诗歌翻译家朋友。遗憾的是他们不在这次会议的现场。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是露易丝·格丽克，四年前，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过露易丝·格丽克的两本诗选：《月光的合金》和《直到世界反映了灵魂最深层的需要》，这两本诗选的译者之一是湖北宜昌的诗歌翻译家柳向阳先生。柳向阳先生的译著还有《杰克·吉尔伯特诗选集》、加里·斯奈德的《砌石与寒山诗》，此外他还翻译过美国诗人W.S.默温、丹麦诗人亨里克·诺德布兰德（Henrik Nordbrandt）的大量诗作。

诗人、翻译家李以亮先生和我都生活在武汉市，他可以说是我身边的朋友。李以亮先生最出色的成就是对波兰当代诗人扎加耶夫斯基的译介。他翻译的扎加耶夫斯基诗集已出版发行的有《无止境》《永恒的敌人》《无形之手》，扎加耶夫斯基随笔集已出版发行的有《捍卫热情》《另一种美》《两座城市》。扎加耶夫斯基在中国诗歌读者中享有盛名，我的朋友李以亮功莫大焉。此外，李以亮翻译的米沃什日记选《猎人的一年》也于近年出版发行。

前面提到的两位译家柳向阳、李以亮先生，他们并非供职于高校或文学研究机构，他们的翻译工作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纯粹出于对诗歌的热爱。我为有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从他们翻译的诗歌、诗歌评论、随笔中我受益匪浅。诗人更多的时候是一个读者，阅读他们倾注心血翻译的文本，是我生活中美好的体验。我想，这不单是我的个人经验。近年来，湖北诗人群的创作之所以在全国引人注目，应该与湖北诗歌良好的生态有密切的关联，湖北有诗人主持的长江诗歌出版中心和诗歌刊物（《汉诗》《中国诗歌》），有活跃的诗歌同道和诗歌评论家，而柳向阳、李以亮译介的外国诗歌作品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为我们的写作提供了很有意义的参照，这样的参照让我们不至于坐井观天，不至于在一个封闭的橘子里怡然自乐。

钢索上的行走

姚风

作为最重要的翻译原则，“忠实”往往被奉为检测译文质量的第一标准，但两种语言的转换，特别是一种外语与汉语这种具有特性语言之间的转换，“忠实的对等”其实是一种幻象。一个词扎根于自身语言系统和文化传统，你把它连根拔出移植到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化中肯定会发生变异，甚至水土不服。“rose”可以如实地翻译成“玫瑰”，但彭斯的玫瑰在汉语中或许已不是彭斯所写的那朵“rose”，因为我们的语言并没有像西方语言那样围绕着“rose”用神话、传说、隐喻或者象征构建了繁复的话语系统，不会为它提供那种共生关系。同理，一个美国人和一个中国人所看到的“窗前明月光”绝对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诗歌翻译中，译者与其亦步亦趋的“忠实”，不如在精神上保持“忠诚”，面对两种语言的忠诚。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说：“原文的语言越是平凡庸俗，越容易沟通，翻译就越难以体现其价值，当表意的需要超越了一切，它不但不能为译作的正式完成提供任何帮助，反而会消解翻译的必要性。当作品越是微妙，意义变幻，则越值得被翻译。”而诗歌正是体现语言微妙的艺术，最大限度地体现了使用语言的人的表现力、个性和风格，它是不透明的，很多时候是抵制翻译的。在诗歌翻译中，我们看到了刻板的“忠实”翻译，它阉割了语言修辞的生命力和表现力，从而变成了一种公式化的、完全透明的语言。

诗歌翻译更像是中国画的写意，正如翻译家傅雷所说，“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译者不是唯唯诺诺的奴仆，也不是假传圣旨的太监，他在两种语言中拧成的钢索上行走，时刻都要保持平衡，以求尽量完美地抵达终点。辽阔的空间充满了自由，但他被限制在钢索上行走。一方面，译者要尊重并服从语言的限定性，同时也要放眼语言的开放性。这种开放性给了译者有限的自由，让他去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因此有人主张，强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其实，每一个译者由于性格、学识、审美趣味、甚至翻译那一刻的心理时间的差异都会在翻译中留下自己主观的印记；至于创造，谁都知道这是艰难的事，并未人人可以为之，既然如此，一个不怎么写诗的译家如何像庞德那样去创造？一个三流诗人会不会把一流诗人的作品“创造”成陈词滥调？因此，所谓“创造”，还是慎重为妙。译者更应该做的是，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去“因地制宜”，从而保证一首诗经过翻译之后还是一首诗。陈词滥调包围着我们，它们总是比我们更有生命力，而一首好诗遇到好的翻译，才会比陈词滥调更加长寿。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圆桌会议发言

唐曦兰

大家好，我是来自俄罗斯的唐曦兰，目前，浙江理工大学艺术学理论硕士研究生。

一、诗歌的翻译：

根据不同语音的范围内，诗歌寓意的存在与诞生问题是在“文化关系”

翻译的难点“文化差异与宗教”：

世界文化属于多样性，而每个国家对其文化的起源和发展起着奠基作用的宗教。比如，中国追求中庸的文化精神相比，而西方国家的文化总体呈现宗教性。有一些国家的文化，只能用信仰把握它。作为一名俄罗斯人，我国不断受到东方和西方的交互影响，并把这种影响融合到自己的文化之中。比如，东方文化是由不同的异质文化融合而成的，受到佛教、儒家等文化的思想，而西方具有鲜明的政论色彩、带有民主主义倾向、讽刺性的寓言诗和喜剧先后再现，在很多东方国家是一种很敏感的话题，因此，对诗歌翻译工作有着巨大的障碍。

我认为，诗歌翻译工作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能把它当成一种职业才能获得成就，并在文学世界里作出珍贵的贡献。

我们对世界各个国家，仍然会存在一种陌生感，对某些文化元素的不知与疑问。作为一位翻译家，需要相通国家之间的文化异同点，才能做的更好的翻译。

二、世界诗歌传播：

我在中国生活了7年发现，写作与视频制作可以成为传播一种诗歌最好的方式。我通过一些写作大赛，会到中国的不同的城市与乡村，描写不同的风景，写出中国的豪迈辽阔的北方，也是细腻俊秀的南方，有机会周遍中国，可以给我带来很多创作的灵感。

除了中国美丽的风光，还有中国文学作品的美也感染了我。其中最让我最着迷的就是中国的诗歌，它们富有独特的气质和优雅，很有精神的，也有时代风情的。写诗感觉让我的每一天更加有诗意。

今年疫情发生之后，大家都变得非常迷茫，而对很多诗人艺术家来说，还带来了很多不同的影响。我一开始，没有打算做自媒体，因为现在网络世界什么东西都有，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些空间里面，迷失自己的方向，自己也会觉得对兴趣的东西，别人根本没有兴趣，或者它是一种小众能看的内容。

首先，因为我们今年的疫情的影响，大多数时间我们都没有机会接触别人，同时没有机会去外面交一些新的朋友，所以我选择通过这样的网络形式去和大家互动。第二、我觉得做自媒体可以找到和你自己同样爱好的人，比如说喜欢文学的人或研究文化的人，都会去看关注我讨论的内容，因此，也会有更多的机会去做一些文化交流与合作，把诗歌与文学的东西传播出去。

我觉得作为一个主播，在每次拍视频之前，都要做一些小小的准备。比如说，我到底想聊什么话题，然后会想，我要给大家告诉什么，是否对文学世界有价值。这样我希望，通过自己的自媒体方式，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到中国的诗歌，同时，让中国人更好的了解国外文学。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传播文学与艺术正能量的东西。我作为文化交流的使者，希望把中国与国外文化，通过写作与视频的方式传播出去，何其有幸。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