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诗人余笑忠很久没有离开武汉了。此次参加国际诗酒文化大会第四届中国酒城·泸州老窖文化艺术周，算是他今年第一次出远门，这得益于疫情防控工作取得了重大成果。回顾疫情，余笑忠说，一开始是惊慌、错愕，但作为一个媒体人，很快就冷静下来，想着自己能够做哪些工作。在那样的非常时期，每个人都需要默默地出一份力。

作为一个诗人，余笑忠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2020年初他曾写有这样的诗句：“但你如何保证/做梦的你不是小蝌蚪/目近于盲，曳尾于泥/对一切险境一无所知？”这是他在阅读诺贝尔文学家获奖作家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的小说《云游》之后写下的诗句。当疫情爆发之后，再回过头来阅读这些诗句，就如同谶语一般。在疫情中，他用笔墨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的心声。其中，《赠别——给诗人弱水吟，她曾随甘肃医疗队驰援武汉》中写到：“这是终于忍不住热泪盈眶的时刻/谢谢你，谢谢你们/——远道而来的亲人。”

“我是湖北蕲春人，大学在北京读书，后来分配到湖北电台工作。34年来，我一直住在武汉，但在内心，始终觉得自己是一个蕲春人。”余笑忠说，“因为这次疫情，经历这种种的人和事，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与武汉这座城市的休戚与共，是一种同呼吸、共命运的联系。”他说，关于疫情的书写，会继续下去的。对这个疫情的认识有待深化，诗人要进入更加深刻的层面进行思索。

因为在电台工作，余笑忠喜欢音乐，经常制作配乐诗歌朗诵音频。他的诗歌朗诵，有节奏、有力量，没有丝毫的“朗诵腔”，在各个诗歌场域中都能引人关注。在国际诗酒文化大会上，被问到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时，余笑忠说，一些朋友在阅读他的诗歌文本时，总是不由自主地将他朗诵诗歌的语调带入其中。“我是一个古典音乐爱好者，听过很多的古典音乐作品。我的诗歌中也有一些作品直接写到音乐。比如，我听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二钢琴三重奏》第一乐章，大提琴出来的方式非常不一样，非常震撼，泛音开始，音调很高，但又是以一种弱奏呈现，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反差。由此，我就写了一首相关题材的诗《当大提琴在高音区低吟》”。余笑忠的大部分诗作，虽然内容上与音乐无关，但会借鉴音乐的结构、技法。例如，一开始要“定调”，也就是主题和“动机”，再在这样的基础上进行发展，即“变奏”，从不同维度进行拓展，在结束处要有对主题的回应。他很看重一首诗的结尾是否有力。余笑忠的写作习惯是，写完一首诗，一般都要默默地朗读一遍，根据语感顺与不顺，再进行斟酌、修改。

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期间，“‘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世界诗歌译介与国际传播”论坛在泸州举办。作为一个诗歌写作者，余笑忠主要谈及了影响自己写作的一些外国诗人诗作。余笑忠说，在不同的人生阶段、写作阶段，他所欣赏的诗人是不一样的，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在高中的时候，他是学习俄语的，俄语老师在课堂上朗读了一段叶赛宁的诗，韵律非常美。因此，一直到大学，他都特别喜欢叶赛宁的诗。这之后，读的国外诗人诗作比较多，“不能简单地说受到谁的影响比较大”。但在90年代的时候，可能受到波兰诗人米沃什的影响比较大。现在对辛波斯卡、西密克等东欧背景的诗人更有亲近感。特别是辛波斯卡的诗，有音乐的结构，即“主题—变奏—回归主题”，哪怕是一个平淡无奇的开始，读着读着你就会被敲打一下，非常耐读。在余笑忠看来，辛波斯卡是一位概括力非常强的诗人，机智而优雅，尽显以小博大的功力，虽然看起来不是那么“先锋”，但对世界的揭示很深刻。她给诗界最大的启示应该是具有非凡的定力，写作上极为苛刻，终成以少胜多的典范。

参加此次国际诗酒文化大会，是余笑忠第二次来到泸州，每次来都不可避免地被问到“诗与酒之关系”。他说，诗与酒的联系，似乎是天然的。比如陶渊明、李白、杜甫，都写了很多关于酒的诗。“很多人说，酒神精神、酒神力量是诗歌的重要催化剂。当然，回到当下，回到我们这个时代，有着非常复杂的、变化剧烈的现实，好的诗歌应该像酿出的美酒一样，催生出令人迷醉的语言，让我们变得更清醒。诗歌不是对现实的直接复制，而是揭示背后的存在。有时候我们需要进入一种‘酒神状态’，以另一种眼光更为深刻地、诗意地把握和书写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