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说：“新时代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为团结带领广大诗人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2月5日（周五）14:30，《诗刊》直播间将推出“从《宁德诗篇》谈新时代诗歌”主题直播。

1988年至199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德工作，开启了宁德30年“摆脱贫困”的历程。习近平总书记曾把闽东的锦绣河山、灿烂文化和闽东人民艰苦奋斗、自立自强的精神称为“闽东之光”，《宁德诗篇》是著名诗人谢宜兴创作的系列现实主题诗歌，曾获《诗刊》社脱贫攻坚特别诗歌奖和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宁德诗篇》是对新时代“闽东之光”的礼赞，近日由中国言实出版社正式出版。

本次直播邀请《诗刊》主编李少君、青年批评家李云雷和李壮从《宁德诗篇》谈起，就新时代诗歌的相关议题进行三人谈。欢迎广大诗人和诗歌爱好者于2月5日（周五）14:30通过微信扫码观看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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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介绍

李少君，1967年生，湖南湘乡人，1989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系，主要著作有《自然集》、《草根集》、《海天集》、《应该对春天有所表示》等，被誉为“自然诗人”。曾任《天涯》杂志主编，海南省文联副主席，现为《诗刊》主编，一级作家。

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学者张世英则说：“中国美学是一种超越美学，对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点。”境界可谓中国诗学的核心概念。

境界概念里，既包含了个体性与主体性问题，个体的人可以通过修身养性，不断自我觉悟、自我提高，强化自己的主体性；也包含了公共性与人民性的问题，人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之后，就可以到达一个高的层次，可以体恤悲悯他人，也可以与人共同承受分享，甚至“与天地参”，参与世界之创造。

杜甫早年是一个强力诗人，“主体性”非常强大，在他历经艰难、视野宽广之后，他跳出了个人一己之关注，将关怀撒向了广大的人间。他的境界不断升华，胸怀日益开阔，视野愈加恢弘，成为了一个具有“圣人”情怀的诗人，所以历史称之为“诗圣”。

杜甫也被认为是一个“人民诗人”。堪称中国古典文学中个人性和人民性融和的完美典范，杜甫的“人民性”，几乎是公认，不论出于何种立场和思想，都认可这一点。其博爱情怀和牺牲精神，体现了儒家传统中“仁爱”的最高标准。

杜甫被认为是具有最高境界的诗人，到达了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境界”，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就是圣人。

所以，诗人作为最敏感的群类，其主体性的走向是有多种可能性的，既有可能走向极端个人主义，充满精英的傲慢，也有可能逐渐视野开阔，丰富博大，走向“人民性”，以人民为中心，成为一个“人民诗人”，杜甫就是典范。

李云雷，1976年生，山东冠县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现为《小说选刊》副主编。著有评论集《如何讲述新中国的故事》《重申“新文学”的理想》《当代中国文学的前沿问题》等，小说集《父亲与果园》《再见，牛魔王》等。曾获2008年“年度青年批评家奖”、“十月文学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冯牧文学奖等。

新的历史境遇可遇而不可求，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历史境遇。工业时代的美学不同于农业时代，同样信息化时代的美学也必将不同于工业时代，但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一个特殊的境遇是，农业时代的经验、工业时代的经验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经验，被极大地压缩在一个特定的时空中。在我们的社会中，既有飞速发展甚至在某些领域领先世界的信息技术与产业，也有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更有源远流长的传统农耕文明。中国的现代化是西方数百年现代化进程的压缩，现在不仅存在着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矛盾，也存在着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的矛盾，在诗歌美学上也是如此。我们的诗歌中既有怀恋乡土的乡愁，也有置身当代都市的生存焦虑，更面临着许多前人没有遇到过的新现象与新问题，比如人工智能 AI 写诗，新媒体的崛起等等，这些混杂着农耕文明的挽歌、当代都市审美现代性、后工业社会心灵碎片等各种风格的极端状态，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美学奇观，再加之新冠疫情的巨大冲击和影响，其间的矛盾、混乱与相互冲撞，超出了任何一种既有的诗歌理论或诗歌美学，而这则蕴含着新的诗歌美学诞生的萌芽与契机。对于我们来说，或许重要的不是发明一种新的理论或美学为之命名，而是摒弃既有的理论框架，对纷纭复杂的诗歌与诗歌现象做出细致分析，并以前瞻性眼光培育新的诗歌美学的生长，而溶解在新的诗歌中的时代奥秘，将是我们理解世界和人心最新变化的重要方法与途径。

李壮，1989年生于山东青岛，供职于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评论及诗歌发表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诗刊》等刊物。曾获《诗刊》陈子昂诗歌奖青年理论家奖、“新时代诗论奖”、第十一届丁玲文学奖、第五届长征文艺奖文学评论奖等。出版诗集《午夜站台》、评论集《亡魂的深情》。

公共语言的实用需求，决定了其对语言表述的稳定性及清晰意指，拥有天然的、近乎排他的热爱；而诗歌语言总是本能地追求词语碰撞时陌生含义的自由增殖、甚至追求对常规表达方式的强力扭曲。二者间的矛盾，造成了巨大的写作焦虑，同时也为诗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此种矛盾本身具有二重性。就其静态一面言之，诗歌存在的意义，本身便在于对公共话语方式的冒犯和破坏。就其动态一面言之，作为“语言先行者”的诗歌，其所开辟的新天新地，最终又依然会向公共话语空间敞开——先锋的表达也终将成为未来的语言习惯，或者说，先锋的尝试本身便是为了给公共话语注入新鲜的想象和价值。仅看静态一面，诗歌当然是“小众”的，诗歌语言从来都是作为公共语言的叛逆者甚至破坏者出现；而参看动态一面，“破”的背后又隐含着“立”，诗歌的“小众”终究还是指向“大众”，真正优秀的诗歌所开辟出的新的表达、新的想象、新的话语方式及思维方式，终会在更普遍的维度上重塑一个民族的语言和想象力。

诗歌语言与公共语言的关系，绝非“背道而驰”，而是“先行一步”；倘若二者之间难免存在某种错位，这种错位的本质并不是绝对性的场域隔离，而仅仅是相对性的历史时差——那种“延迟的接受”和“晚到的喜爱”将会证明，对好的诗歌而言，“小众”“大众”的二重视域终能够聚合为一。真正要害的问题或许并不在“小众”本身，而在于“小众”的方式和性质：我们所看到的，究竟是“先知先觉的小众”，还是“自说自话的小众”？当下诗歌所迫切呼唤的，是一种面向更广阔现实、面向除自己之外其他生命的情怀。这种情怀并不拒斥个体经验，而是使个体经验不再仅仅与那最初的个体有关。经“小众”而通向“大众”的古老愿景，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才最终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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