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用手中的笔来记录时代。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 摄

诗学界所热议的“新时代诗歌”，是指近十年来发生了飞速发展与巨大变化的当代诗歌。在我看来，新时代诗歌尽管历时并不算长，但已然出现了很多热点与亮点，有不少地方都值得我们肯定和总结，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难以避免的问题，理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和及时反思。

一

新工业诗歌的迅猛崛起，是新时代诗歌值得关注的突出美学现象。《诗刊》2019年第7期，以较大篇幅推出了诗人龙小龙的组诗《新工业叙事》，这可以视为新工业诗歌在当代诗坛显山露水的一个历史性端点。与此同时，马飚、彭志强、王二冬等诗人都以他们各自熟悉的工业领域为题材，不约而同地展开了别开生面的“新工业叙事”，新工业诗歌在很短时间内就在当代诗歌界产生了较大反响，引起了诗人和评论家的普遍关注。

新时代的新工业诗究竟“新”在哪？它同西方的工业诗和我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打工诗歌有何不同？我们知道，工业诗歌的出现早有时日，它是与工业革命一同发生和成长起来的。西方早期的工业诗人如雪莱、弗罗斯特等，他们的工业诗歌主要是对工业文明世界中的乡村世界加以重审和反思，表现了对机械化大生产的批判和对乡村生活的留恋。到二十世纪初期，美国工业诗人卡尔·桑德堡着力展示了工业文明的两面性，即大工业时代的城市既有混杂、粗俗、残酷、倾轧和肮脏，也充满了创造、建设、喧嚣、活力与希望。中国诗人郑小琼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创作的大量打工诗歌中，也频频写到了工业，不过她是从“农民工”视角审视工厂和车间，她的打工诗歌写出的更多是工业时代的乡愁。

新时代引人注目的新工业诗歌，则是诗人置身于异常鲜明的工业化历史语境下，对人们独特的生活方式与生命体验的精彩记录与叙说，诗人们将工业视为现实生活的有机构成部分，工业与个体的生存处境和经验构造之间，形成了某种水乳交融的关系。他们是工业流水线上的正式一员，每天都跟现代工业贴身拥抱在一起，因此，当他们进行新工业叙事时，便不再像以往的诗人那样站在工业之外来看待工业，而是站在内部零距离地触摸工业、审视工业，进而从内视角的层面发出对现代工业的生动而真实的经验告白和情感抒发。当龙小龙写下“我们可以不懂它们的运行法则/但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一座钢铁水泥铸造的庞然大物是如此的可爱/均匀的呼吸，有节律的心跳”（《主控楼》），当马飚写下“经由一片铁水，为一万人写同一首诗/丰盈有着无边骨气，谁的脸红润是今天的王”（《今日有三颗泪，高炉滚烫》），当彭志强写出“必须抢修线路，换掉烧坏的电线/疏通堵在10千伏变压器心脏的心病/电线、电笔、电工刀、电动夹钳/开始了埋头苦干”（《跳闸》），新时代诗歌中焕然一新的工业化场景便在我们眼前一一敞现，新时代诗歌的工业叙事就此迈入新的境界。我们一方面为新时代诗歌中新颖的美学胜景而欣喜不已，另一方面也为新时代中国如火如荼的工业发展而啧啧称叹。

二

扶贫诗歌的涌现，构成了新时代诗歌宣传正能量、弘扬主旋律的一大亮点。在脱贫攻坚的历史过程中，不少诗人投入工作第一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并拿起手中的笔用诗歌来记录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

福建诗人谢宜兴长期在宁德参加扶贫工作，他以此为题材，写下了扶贫诗歌的代表性著作《宁德诗篇》。在云南花鹿坪参与扶贫工作的青年诗人王单单，他的新诗集《花鹿坪手记》就是以此命名的。谈到扶贫工作与诗歌创作的关系，王单单深有感触地说：“诗人参与扶贫，就是回到生活现场，直接从一手素材中过滤诗歌的养分，乡村或者底层保存着一种尚未被抛光的生活，其表面原生的粗糙在与现实之间发生摩擦时，更能产生撞击心灵的力量。”2020年，脱贫攻坚收官之年，中国作协、《诗刊》社推出“诗人驻村”计划，邀请几十位一线诗人住进农村，深入生活。作为“诗人驻村”计划的参与者之一，诗人芦苇岸这样说道：“诗人驻村，不是隐逸，而是下沉现实前沿，通过深度接触重新唤醒自我，在驻村的过程中具体积累家国情怀的诗意感知。”他们以历史亲历者的身份写下的情真意浓的扶贫诗，也将同当代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事业一起，载入文学的册页之中。在大量的扶贫诗作之中，北乔的《入村记》、田君的《驻村诗札》、远村的《扶贫组诗》、季风的《扶贫心》等，都是很有分量的作品。

三

中华诗词的复兴与不断繁盛，成为新时代诗歌令人欣喜的一道艺术景观。

在中华文化复兴与发展的进程中，“旧体诗词”在新时代成为“中华诗词”，焕发出新的光彩。诚如中华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指出：“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之一。”

为此，近些年来人们也从诸多方面加以努力，包括举办形式多样的古典诗词诵读、举办各级各类古体诗词大赛等活动，以及将国家级文艺奖颁发给从事中华诗词创作的诗人等。这些方面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华诗词的繁荣和发展已经成为新时代诗歌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

今天，在当代诗人中，从事中华诗词创作的人数日益增多。从事中华诗词创作的诗人，既有效继承了古典诗歌的优秀传统，又能将现代社会情境和现代生命经验纳入他们的诗性言说之中，从而使中华诗词显现出不俗的当代性来。具体来说，与以往的旧体诗词相比，新时代的中华诗词能及时地表现新的主题和题材（如抗疫、扶贫、生态等题材与主题），能创作富有现代感的审美意象（这些意象往往能承载现代人的生活遭遇、生命经验与思想情感），能生动描写新的社会生活场景，也能将现代语言较好地吸纳到诗歌言说之中。《诗刊》主编李少君甚至认为：“新时代的众多伟大实践和巨大变迁，比如高速高铁、快递外卖、共享经济、智能机器、航天航空、深海作业等，都得到了中华诗词的很好表现，是中华诗词当代性的具体体现。”（李少君《中华诗词的当代性》）在新时代，既拥有深厚文化传统又能与当代社会相接轨的中华诗词，必将大有作为。

四

口语写作的美学痼疾并未完全消除，这对新时代诗歌的发展来说造成了困扰。

一段时间以来，口语写作给当代诗歌发展带来了不少生机，但其过于看重现场呈现、不太重视修辞策略的艺术观念，导致了不少诗歌出现直白化、浅俗化的问题，这些诗歌只能算得上“口水诗”，而并不具备很高的艺术品质。可以说，口语写作的直白化、浅俗化的美学痼疾至今仍未消除，这给新时代诗歌发展造成了某些困扰。近来人们热议的“贾浅浅诗歌现象”，其实正是口语写作美学痼疾的一种突出体现。批评贾浅浅的评论家和读者，他们把矛头对准的正是那些直白、低俗的口水化诗歌，如《朗朗》《我的娘》等，也就是说，他们表面看来是在批评贾浅浅，其实质是对当代诗歌存在的口水化写作现象表达强烈的不满。

有批评者明确地将“浅浅体”同以往出现的“梨花体”“羊羔体”“乌青体”等相提并论，其意图很明显，旨在说明这些诗歌都是典型的口水化诗歌。在我看来，要想确保新时代诗歌体现出较高的艺术品位和审美质量，倡导诗歌表达对艺术修辞的有效使用，强化新诗创作的难度意识，警惕口语化写作的负面性等等，理应成为当代诗人进行诗歌创作时的某种共识，并在具体的创作实践中得到落实与强化。唯其如此，新时代诗歌才能彻底走出口水化表达的误区，为读者提供更有艺术价值、更具美学特色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