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俊明指出，世界正经历亘古未有的巨变，人的境遇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日常生活、文学生态、及写作经验的问题随之改变。尽管诗歌创作是一种合力，涉及超验、想象、虚构种种问题，但经验，无疑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话题。诗歌的经验和现实经验之间是不对等的，诗歌经验的累积可能会慢于时代经验，胡适、郭沫若都在诗中写到对新时代、对工业社会的憧憬和赞颂，文学经验有时呈现为一种进化论意义上的经验。但近年来，以郑小琼为代表的打工诗歌表明，诗歌经验有其自足性，有延迟和不对等的现象存在，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和诗歌都有其独特性。

王士强谈到，70年代末城市人口仅有百分之十几，大量人口涌向城市，每年一千多万人来到城市生活，中国城市化加速度成长，农业向机械化、集约化发展，现在城镇人口达到60%，多数人已在城市生活，这种变化是历史性、革命性的。诗歌应当面对和表现这种变化，不能表达这种变化的写作是失职的。诗歌有其特殊方式和内在规定性来呈现新的时代性的内容和深度。

杨碧薇表示，从小对技术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也许是人类集体经验里的无意识，四川师范大学教授刘朝谦指出，老庄时期我们就已有了这样的恐惧，然而人类无法脱离技术生活，海德格尔也对无处不在的技术发出追问。诗歌的本质是怀旧的，而技术永远往前看。如今少有作品能提供新的视野和经验，刘慈欣《三体》那样超现实的杰作少之又少，穆旦三四十年代的诗歌相当现代、超前，而当下新经验题材写作值得注意的是杨克的组诗《在华强北遇到未来》《以模具制造簇新的世界》，呈现未来科技与诗歌的交汇。的确，我们无法回避技术与诗的矛盾，如批评家胡亮所言：“要敢于置疑科学对诗艺的取代。事实上，谁都可以伤害谁，谁都不能取代谁。”

邰筐以“月亮”意象为切入点，谈写作经验的变与不变。“月亮”这个抒情本体在几千年来的写作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明月几时有” 、“床前明月光”，到现在的李红旗写月亮，“一个孩子半夜去茅房，抬头看见月亮像冰糖”，王小妮写“月亮在深夜照出了一切的骨头”，假如让登月的宇航员写月亮，肯定大有不同。经过这么些年的变迁，站在麦地和站在立交桥凝望月亮的心境肯定不一样，经验写作需要经过经过历时性抵达共时性。

谈及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霍俊明表示，“在老家唐山，依然有人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村庄，不能挣脱生活的惯性，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是不变的，读王维的山水诗也可以看出一种不变。”作为同时代人，面对同一段历史同一个时代，折射出的经验也有所区别，重要的是通过想象力和时代经验的切入，能否提供新鲜的经验，有没有提出新的东西。

王士强表示，“人和人的悲欢并不相通”（鲁迅语），经验存在代际、族群，性别、区域的差异。“孩子回老家，把庄稼地误认作草原，我们这代人和孩子一代已经出现了经验上的巨大差异。”要想表达同时代，需和时代维系合适的距离，把握一个度，才能看清时代，距离太近无法看清，太远无法产生共鸣。既要入乎其内，进入时代内部，也要出乎其外，站到一定高度观照时代。

邰筐认为，我们需要练就瞬间生成记忆的技能，“诗人得具备光速一样的大脑和蜗牛一样缓慢的心。”写作的时候，要从火箭时代退回毛驴的时代。写诗是人类独有的技能，如果不具备情感，很难写出好诗，机器人没有情感，写不出像样的作品。

杨碧薇说，“我们属于文字的一代，看文字书长大，而90后属于图像的一代，看漫画长大，新新一代在影像传统中长大，近期热映的《刺杀小说家》将游戏和影像结合，今后各艺术门类的经验会更加互通。”

与会嘉宾谈到，当下诗歌有一种类型化、跟风式的倾向，自我重复、互相重复，诗人的感觉被磨钝了，难看到眼前一亮的作品。究其原因，一是个人和时代关系太近，再是和时代太远。现在的诗歌缺乏能见度，多是个人经验和社会经验的衍生品，当下诗人精神上的自我要求不够。沃尔科特获诺奖之后仍在不断反思，暮年仍想写出一组让自己满意的诗，80岁高龄的他出版了“技术上无懈可击”的《白鹭》，创造了自我认可和世界范围内认可的经典文本。写作的黑暗期特别重要，每个人都得经历找不到路、困兽一样的时期，走过夜路摔过跟头，才能慢慢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为什么杜甫在今天仍是一个不过时的指标？原因在于杜甫不仅写出了自我经验、还写出了社会现实经验，从而写出了唐朝人的经验。此外，他提供了诗歌文本的经验，将七律、五律推向一个高峰，推动了诗歌体制、容量的发展。93年于坚的《0档案》建立了一个诗歌数据库，用叙事负载当代信息，展现陌生化、口语化倾向，西川的《致敬》使用不分行散文诗的语言，引发了强烈的关注和讨论。反观当下，诗歌同质化现象严重，很难看到冲击力、有创造性的文本。

诗歌是所有文体里难度最大的，时代对诗人提出了新的要求，诗歌已不再是田园牧歌、小桥流水，诗歌要提供哪些新的经验、如何写出当代人独有的经验，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