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一种营生叫赶鸭。每年春秋两季,仙鹤村稻田里,便有鸭群赶来。正如苏轼所描绘,“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插秧时节,乍暖还寒,秧苗返青,鸭吃害虫,稻鸭共生,长势喜人。及至仲夏,拔节茂密,抽穗扬花,方才退却。但秋收后,又来鸭群,捡拾余谷,吞食田螺,直到隆冬,销声匿迹。1976年底,我就遇见一位赶鸭人,帮助我点燃希望之光。
他肩挑一个半月形的竹编鸭棚子,手持一根系破烂布条的丈长竹篙,赶着约五六百只嘎嘎叫的鸭群,翻山越岭一路吆喝到我的家乡,驻扎千余亩梯田旁的荒坡野地。身材短粗,面黄肌瘦,衣衫褴褛,头发蓬乱,胡须硬实,浓眉大眼,嘴唇坚毅,手脚麻利,就近挖土窝,垒石头成灶,架上小铁锅,捡拾枯枝叶,舀岩洞清泉,拌五谷杂粮,便生火煮饭,仅简单充饥。那时,我刚满11岁,除看流动杂技团表演外,极少接触外地人,对他甚是好奇,周末放学回家,仿若磁铁吸引似的,割草弄柴在他周围。
有天下午,冷风嗖嗖,细雨霏霏,螺蛳集结,鸭群吃够。他又像鸭司令,戴斗笠披蓑衣,挥篙水田埂,左赶右拦浩荡军团,我跑去帮忙,一只不掉关进鸭栏。其实,鸭群早出晚归,不需要人赶,可他担心落大雨,提前赶回后,边准备晚饭,边与我闲聊。他烤了两个红苕,顺手甩给我一个。我狼吞虎咽,他让我吃另一个,更毫不客气。
“平时挨饿吗?”他怜悯地问,我羞赧点头。
“唉!”他叹气道,“这年头谁不饿肚皮?”
“幸好粉碎‘四人帮’,不然还要搞斗争,哪有精力抓生产?”他喃喃自语,我不知所云。
“人斗人,害死人!”他又问我,“停课闹革命好吗?”
我未置可否,他肯定地说:“一点儿不好。庄稼不种荒废一季,学生不读书误一生。”
“以我为例,高中串联,”他用略显粗糙的手卷着叶子烟,“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早就考上大学了,怎么会成流浪汉?”
“大学是什么?”我胆怯地问。
“大学就是大学堂,”他烦躁起来,“我也说不清,反正不好考,鲤鱼跃龙门,考上穿皮鞋,读完学问多,能当科学家,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社会贡献大,哪个不敬重?”
我似乎明白了人生的价值,他历经沧桑的脸平静下来,“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不管怎样,趁惜光阴,多读书吧!”这是他给我的最后留言。
过了几天,我去寻他,鸭寮消失,人去鸭无,不见踪影。面对寂寥原野,空旷低垂天际,我颇惆怅遗憾,未知何名,来自何处,将往何方,可他的教诲我一直铭记在心。从那以后,我关注书,经常逗留生产队加工房,翻阅包面条的书报杂志,无论教辅材料还是小说,只要开卷有益,立刻借回家看。在学校时,好学不倦,专心听讲,不耻下问,成绩上升,逐渐优秀。1981年7月,初中毕业考取省部属重点中专,即使参加工作后也不间断自学,由此步入知识殿堂,敢于迎战命途坎坷。现虽年过半百,仍旧昼夜勤学。因为每当偷懒时,我就想起一句话:
“不管怎样,珍惜光阴,多读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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