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姨父是一位区领导干部，主管全区的安全工作。我印象里的他从来都是严厉的，我都已经忘记他笑的样子。只记得他高高的个子，走路总是风风火火的，说话声音很大，永远精力充沛的样子。
    很多人都知道他的性格，均不敢去他面前胡来，就把主意打到我姨妈身上。有人提了四只鸡鸭送到家里，说是自家散养的，还强调是副区长在他家订购的。姨妈一个家庭妇女哪能识破这些人的弯弯绕，听到是姨父订购的，自然就开心的收下了。
    姨父知道后，气得和姨妈吵了一架，非要她连夜给人送回去不可。姨妈觉得把东西原样送回去太难看，想着以市价付钱给人家就是了。姨父：“那就按市价的两倍付给人家。”
    姨妈自然不肯答应，姨父就坚持连夜给人送回去，说要让这些人绝了送礼这“毛病”。姨妈说他是个死脑筋，姨父反驳：“我是个党员，这是我的底线。我十八岁接父亲的班，二十岁入党，是党培养了我，才让我走到今天。党送我去进修，给我工作，是要我为人民办实事，而不是为了让我学会收礼的。”
    姨父的老家在离区五公里左右的村子里。村里人没事是绝不愿意到区里来的。不是区里不好，而是路实在难走，简直可以用“痛苦”来形容。那是怎样一条路呀，旱天灰尘满目，雨天遍地泥坑，有些地方一脚下去能到膝盖。左边是山，右边则是几米高的岸，下面就是农田。若是两辆小车遇上，想要互相谦让一下都是没有余地的。左边容易卡到山沿上，右边就更惨了，一不小心两个轮子就悬了空。双方各自看着路边，慢慢地擦车而过，若是不走运再遇到个泥坑啥的，那就不是半个钟能解决的事了。
    附近村民无数次联名上报，领导也多次下来走访，每次都说尽快改善但一离开就没了下文。后来姨父为此事多次与负责人商讨，终于是动工了。那段时间的每个周末，姨父都要去现场帮忙。离父母家近就去父母家蹭饭，离得远就自己带饭。在他的带动下，很多村民在空闲时都自发来帮忙，大伙齐心协力，进度很快，最后比预期竣工的时间提前了四十八天。
    姨父本村的乡邻合伙自制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路牌，并且选了个好日子将其安插在村口。姨父知道后，当即就赶了回去，亲自把路牌拔掉，推心置腹地和乡邻长谈了一次。姨父严肃的告诉他们：“这路是政府修的，国家修的，与任何个人都没有关系。你们要感谢的是党是国家而不是某个人。”
二○○八年五月，连夜的暴雨致使我区灾情不断，二十七日晚降水量达到历史最高。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四个乡镇受灾严重，五十个村约有十五万余人受灾，五万余人被洪水围困，三万多亩水田受淹，县城内的门市大部分受淹，货物损失非常大，洪水还造成五百余间房屋倒塌，一万多米渠道损毁……当天整个县城一片汪洋，水淹最深处达两米左右，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
    姨父听到对街一间门市内有孩子的哭声，他根本来不及考虑，也不等皮划艇了，直接冲下楼蹚入水中。齐胸的水深并未让他止步，他身后有同事在提醒：“你这样是走不过去的，那边地势较低，水更深。快点返回来，等救援人员到了再说。”
    姨父头也不回的说道：“我能等，可是这洪水不让等，对面的孩子也不能等。”
    随着他前行的脚步，水渐渐漫过他的双肩，最后竟到脖子处了。同事的劝说变成了命令式的语气：“你必须返回来了，这样下去太危险了。”
    见姨父实在不肯放弃，有两个同事只好也跟着下水。他们手牵手并提醒姨父：“这么大的洪水，也不知道下水道的盖子有没有被冲走，一定要注意脚下，摸索着往前走。”
    他们走到门市门口时，水更深了，需扬起脖子方可。庆幸的是，被困在门店里面货架上的那个孩子在他们三人共同努力下终于脱困。当晚姨夫没有返家，姨妈担心的不得了。打他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姨父下水救孩子时都忘了把手机掏出来），自己又不能下楼，急得坐在楼道里哭。直到第二天下午，所有的被困人员都脱困之后，姨父才回来。事后没少被姨妈埋怨，说他在知道自己手机被淹坏了，也应该借别人的电话往家里报一声平安。姨父却说：“那个时候哪能顾得上，都想不起这个事。”
    我的家乡是座煤城，遍地都是大大小小的私家煤矿。很多私家煤矿安全设施都不达标，为此姨父伤透了脑筋。在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姨父只好走群众路线。他一家家走访，每去一家都摆事实讲道理，甚至发动工人的家属一起动员他们都去国矿以及安全设施齐全的正规煤矿上班。他想，安全设备不达标的煤老板看到没人来上班，也就不得不完善自家的设备了。
    可是很快又有人向他反应，说正规煤矿存在计工不明确，分工不公平的现象。姨父又亲自走访了多位工友，获知部分情况属实，便和单位负责人商讨，合力想出几个方案。他们把方案发放到个人，欢迎各自提出自己认为需改进的建议。姨父再结合所有人的建议，切合实际情况制作出了一个最可行的方案。通过这些方法，家乡煤矿的安全及工人上岗的积极性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姨父从小到大极少生病，可在他四十四岁那年春天，突然就病了。所有人都以为只是小毛病，他自己更乐观，甚至还和我外公约好周末去钓鱼。听到医生说要住院，他开始是不愿意的。最后倔不过医生，就坚持住进普通病房，说这样有病友聊天才不会闷。
    谁能想到病魔来势汹汹，急性肾衰竭肆无忌惮的侵蚀着他的身体。本来不算瘦的身体，一个星期下来就脱了形。他的同事和领导来探望他，他却记挂着自己没完成的工作，忙着和他们讨论，一句都不提自己的病情。住院第十五天，他开始进入昏睡。姨妈担心他，不停在他耳边说话。他总是叫她不要吵，说让他好好睡一觉就行了。好似一个很长时间没睡过觉的人那般，怎么都不愿意醒过来。
    第十八天，他却突然清醒了。他吃了点东西就吵着要写工作日记，姨妈无法，只好依了他。谁知他清醒了不到半天，就再次进入昏睡。这次无论姨妈怎么呼唤他都不再搭话了。两天后，医生拒绝再对他用药，再如何不舍也只有面对了。从发病到他离开，只有短短二十一天。
    姨妈在枕头下发现姨父写的两页工作报告和一张写着姨妈名字的字条，日期就是他清醒过来的那天。他在字条上要求姨妈，他的后事一切从简，不能接受任何抚恤金，也绝不可麻烦政府和亲友，若是去于外面更不要再回祠堂（当地风俗，死在外面的人如果回本家祠堂，会给别人带去不好的运气）。
    姨妈和亲友们商议，决定让姨父直接从医院去殡仪馆。很多人知道此事后跑到医院，有些刚从煤矿下班的人甚至穿着沾满煤尘的衣服直接就赶过来了。他们或站在走道里，或站在医院门口，有人在悄悄拭泪，有人却是哭出声来。
    后又有许多乡邻陆续赶来，姨父村里的领导坚持要迎姨父回村，说是灵堂都已经搭好了。姨妈最终未能倔过众人，让姨父从殡仪馆直接回了村里。此后，姨妈曾无数次因此而后悔。她每次去看姨父都会问他同一句话：“这么多年你都不肯入我梦里，是在怪我最后一件事没有依你吗？”
    无论什么时候，他都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党员，没有忘记自己应负的责任。哪怕是在他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他仍然牢记党的教诲。现在还时常听人说起姨父，末了均会叹息一声：“好人呀，可惜走得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