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里，娘没有一本正经地教导我，但娘零碎的话语，却总能春风化雨一般滋养我的心田。娘是不识字的，但娘懂得道理一点都不少，所以我以为，娘是不识字的“文化人”。
那是我埋在心底的一个秘密，原本至死都不说的。但是，现在我要说。
当时的我，三十冒头，正是心猿意马的混账年龄段，容易被诱惑牵着鼻子乱走，一些丑恶的念头如杂草一样在内心偷长。
当时，娘从乡下老家来到我城里的家，小住。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一个急切的电话，铃声迫不及待地响，那个电话我期盼已久，那一刻终于打来。电话这头的我，躲躲闪闪，舌头下仿佛藏着一枚蒺藜。我答应去车站接电话那一端的人，一个需要秘密会见的女人。放下电话，我准备出门……
可是，在门口，我碰见了娘。娘正堵在我的面前。娘很严肃，没有一丝笑容，这是罕见的。娘什么道理都没讲，娘只喝斥了一句，“不能去！”
娘的这声喝止，像霹雳雷惊。
我颤栗一下，顿时凉了半截，丑陋的心思已经被娘看穿。
当时，在娘面前，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无颜辩解，也无脸出门，只能木在房间里，任凭刚才电话里的那个会见的承诺自生自灭，我老老实实在家呆着，无情而永远地错过了那个阴暗的幽会。
原本，我对着电话通话之时，每一个字都走了脑子，都做了模糊处理，根本没有破绽。我自认为能混过坐在厨房剥花生米的娘，可结果，我错了。原来，儿子是永远都瞒不过娘的！
从此，我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娘的那句断喝已经种在了我的心田里。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娘也逝去十七年了。现在想想在天堂里望着我的娘，我就铁定了心，一辈子做个阳光男人。
家里人唠嗑，最常讲的还是母亲。我跟妻子讲，跟女儿讲，母亲常从泪影里走来，特别是当年养鸡的场景，一幕一幕，栩栩如生……
记得每年开春，大雁北飞时节，村里就有人来卖鸡崽。卖鸡人用扁担挑两个特大的箩筐，一边吆喝“卖小鸡哟”，一边忽闪着担子进了村。
箩筐一放，立时就围满了人。卖鸡人把筐盖一揭，小鸡“喳喳”的叫声就响满街头。筐里黄澄澄的，密密麻麻地挤满了鸡崽。
这时娘就提着篮子赶到，和邻居们一起，一边讨着价钱，一边小心地在筐中挑选鸡崽。鸡崽则一边喳喳叫，一边躲闪。最后它们还是被捉住，被放到手心里接受未来主人的端详。小鸡崽太可爱了，毛茸茸的，如一枚枚会动的绒球，在娘的手掌里趔趔趄趄站立不稳。娘一般是挑选二十只鸡崽，让卖鸡人记下帐，然后提篮回家。那时买鸡崽是赊帐的，卖鸡人一律秋后收帐。
鸡崽们被娘安排在一个垫着棉絮的纸箱里，白天就放到屋檐下晒太阳，傍晚搬进屋里。它们吃的是金黄油亮的小米，那是娘专门留出来的。一段时间后，鸡崽们的幼毛褪了，秃秃的，样子颇丑陋，再几天后，齐刷刷地长出新毛，新毛一长，它们就不再是一色的嫩黄了，而是黑的、白的、灰的、花的，五颜六色起来，它们的身材也不再团团圆圆，而是长了翅膀，长了冠儿，并且还有了公母。
娘此时也给它们取了名字，“芦花”“大冠子”“乌嘴”等等。它们也不再住纸箱，而是搬进了屋檐下的鸡舍，食品也不再是小米，而改成了玉米。娘“咕咕”一唤，它们扑棱棱地，从石磨下，从柴堆里，从大门外冲来，一大瓢玉米粒一撒，瞬间就吃得一颗不剩。
转眼秋天到了，南去的雁阵一拨接着一拨。鸡们也眼见成年，身子溜光水滑，看样子明年开春就能下蛋。
可每逢这时，娘的心也会揪起来。 娘最怕的事情来了，“鸡瘟”！这个可怕的东西啊！不管娘怎样祈祷，最终总是免不掉的。好端端的，鸡一只接一只地“发眠”，不动弹，不吃食，就慢慢死去。
娘哭了。每一场鸡瘟都是娘的浩劫，每死一只鸡，都像剜娘的心。就这样，一年一年，每一茬鸡能有三五只存活下来，已是不错的年景了。
尽管如此，新年一开春，娘还是照样赊鸡喂养。如此，家里就总有七八只成鸡的存栏，如此，家里就隔三差五地吃一顿葱花炒鸡蛋。可以说，从那时起，我就记住了娘的眼泪，铭记了泪光里的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