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城是有风骨的江南。吴越随处，每见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谁都会望峰息心、窥谷忘反，陶陶然忘了凡间琐事。惟独到了此地，总觉得这里的青山绿水都是瘦的，硬的，隐隐有金石之音。这里的男女都像鲁迅先生的文字般，狼毫般柔韧。

即便在此府山风景佳处。

五月，山下燥热，越王殿内人迹了了。我却是专为一口井而来，或是为一个男人。

井是北宋范仲淹先生发掘并命名的，并专门写了记。查了简略版的范公年谱，只记载“宝元元年，十一月，知越州”。是年诗文中并未记载这篇三百余字的《清白堂记》。

似乎，在他一生中，这件事并不重要。

我知道此中必有要紧处。一直觉得，范公是个被历史低估的人，比起隔壁的王阳明和湘乡的曾国藩，其立德立功立言至少在一个层面上。朱熹也曾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

我曾把范公的一生概括为五个一：一粥一词一楼一泉一田。

范公年轻时有过“断虀画粥”的读书生涯，是为“一粥”。少时家贫，每天熬稀粥一锅，冷凝后划成四块，早晚各二（故事出自宋释文莹的《湘山野录》）。你知道一个人的童年，足以影响一生。范公的年少清贫，似乎注定了他的内在风骨。所以他27岁由"寒儒"成为进士，30岁怀"有益天下之心"上书修复捍海堰（后人称范公堤），40岁后以万言《上执政书》等奏章，“绝不逊言逊行、阿谀奉承，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必定秉公直言，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其后抚灾民，谏朝廷，终至被贬出朝。这些似乎都是命中注定的事。

想来正是意气相投，46岁的范公来到敝乡严子陵老家为官，慕其高义，专门修了祠堂，作了记，免了严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

我总想，严子陵先生这辈子到底做了什么，让包括范公在内的这么多人赞叹不已呢？

其实他啥也没做。

严先生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少年时一起吹牛游玩，睡觉时还把脚挂刘秀身上的。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叫严先生出山，照样穷聊，照样一起睡觉，照样把脚挂皇帝身上。然后几次三番躲起来，就是不作官。就这样。

中国历代读书人有个心结，追求的是“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就是要建功立业，声名在外，然后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而严先生呢，功成谈不上，但名遂啊，皇帝是同学，偏不当官，还睡觉时把脚挂皇帝身上。范公所作的《严先生祠堂记》结尾，“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是赞扬其高洁的风骨，但不同于他人的是，范公本意不在为了学习严先生做散仙，他还要“使贪夫廉，懦夫立”。或许这才是范公本意吧。

他注定是个终生劳碌的人。著名的“一词”，《渔家傲》，写在烽火连天的边塞。那年，西夏强敌挑衅，而宋朝三十多年无战事，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范公临危受命，为陕西抚副使和延州州长，大阅州兵，修复堡寨，加强防守，选贤任能，开办书院，仍是儒家作派，却一扫前期颓势，乃至边塞传闻“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我经常想，文人治兵，除了像王阳明那般少时就有军功理想的，许多并非兵法家出身，却能立奇功，何以故？身为书生而为国守边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可能原因却在军事之外吧。 

 “一楼”当然是说岳阳楼了。55岁时，范公与同志者共启庆历新政，年末失败。58岁作《岳阳楼记》。

少年时熟读此文，觉得文章写法很怪。说是楼记，其实几乎没怎么写楼，而是写了一大段洞庭湖。想来建楼本身就为了望湖，虽是写湖，其实还是写楼。或者后面想说的东西太迫切，几乎不想从岳阳楼开始写，这是节奏感使然。然后开始写洞庭，以赋的笔法，写其气象万千，却转到“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写雨天，转到“去国怀乡，忧谗畏讥”，写晴日，转到“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总之物我合一，天地景象，无非我之心胸的放大，物喜已悲，都是人间有情。终于，前面写了半天，仿佛就是将万顷洞庭湖水置于万韧之上，作了个很大的势，然后痛快淋漓地倾泻而下，终于说出“求古仁人之心”，说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说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最后叹息，“微斯人，吾谁与归”，大有陈子昂登幽州台之恨。

这是我极喜欢的文章写法，有各种文体与笔法的炫技，又主线不断，有大悲悯在天地间。而天地只是吾心。一种情绪充溢各处，念念不忘。

我读此文，总觉得所读并非一幢湖边的楼，而是范公那场苦心孤诣而终归于败局的庆历新政。

足以证明他是个苦心人，还有《古文观止》中的《义田记》，说的就是“一田”。范公晚年为养济群族之人，立义田千亩，并且对如何管理、如何实施救济范围等制定详细规则，使其能够收支平衡。此后一直传到清朝，他的后代把这个义田扩大到四千亩。
时间到了宝元元年，这年他50岁了。半生蹉跎，天命何知？

两年后他将为帅，五年后为相，八年后写下岳阳楼记，十四年后逝于徐州。而这一年，他只是贬官而至。他来此地，拜访祖先范蠡的旧居翠峰院，并作诗写道：“翠峰高与白云闲，吾祖曾居水石间。千载家风应未坠，子孙还解爱青山。”他兴办府学，由此越州办学之风大兴，学堂、私塾盛行，“绍兴多出读书人”之说延续至今。他治辖此地并不久，大约17个月，却赢得州人尊他爱他，赢得同样眼高于顶的陆游写诗云：“有越逾千载，何人不宦游。向来惟一范，真是壮吾州。”

我看范公治越州，与柳宗元在柳州，韩愈在潮州，苏东坡在杭州，大抵一个路子，无非破陋治学，修桥铺路，匡扶贤良，赏善罚恶。其时他们都失意于朝廷，处此境地，不佯疯诈魔，不怨天尤人，偏能治世作文，忧庙堂江湖的就去忧，自嘲愚人的且去嘲，饮酒装仙的且自得其乐，开悟以宽慰远方亲友的，就去感悟，惟独一点真性情，皇帝夺杀不去，权臣奈何不得，宵小嘲讽不来。这点骨血，这点暗中的亮色，就是真儒，是内心光明啊。

他在此地发现废井，掘而为泉，“予爱其清白而有德义，为官师之规”。总是这样，他就要跟自己较劲，偏执，别扭，嗑衬，见啥风景都不开心，见谁都不痛快，“进亦忧，退亦忧”，只念着安生立命那点事，死硬到底。想来他肯定不是一个好玩的朋友，一脸苦大仇深，很无趣，累且迂。

却至大中正，胸有丘壑，正是咱中华文明不绝于今的一种底气之所在。

我明白，他的生命中，终需一泉，正如眼前这泓清白泉。

我观范公，一粥是少年清贫立志，一词是壮年慷慨军功，一楼是晚年苦心政治，一田是身后建制遗泽，无论在朝主政、出帅戍边，均系国之安危、时之重望于一身，已然“一世之师，由初起终，名节无疵”。然而，世生此人，总还需有一泉之清清白白，绵延不绝，方能使其无愧于心，不垢于世，千秋岁月无有恐怖，活泼泼立于天地众生而行大道啊。

林木深处，亭台寂寂。宋朝的阳光洒下，五个范公化作一泓深泉。

终于起身离去。此地虽好，我闻所闻而来，思所思而去，已经足够。山下市声如潮，人群中自有福祉，有需要吾等执著之事。

我想，范公会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