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单单的诗集《花鹿坪手记》是他到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布嘎乡花鹿坪村扶贫两年的副产品，诗集的主题比较集中，多与扶贫有关，可以称为一部“扶贫诗集”。更重要的是，这不是一部主题先行、理念先行的宣传品，而是有着个人真情实感、将个人经验与时代主题进行了较好融合、具有较高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的作品。

脱贫攻坚是当今一个时代性的宏大叙事，是国家行动，其意义不言自明。而就文学而言，这里面又存在一定的先天性悖论，政治性、社会性很容易取代个体性、文学性，很多的“主旋律”作品固然主题、内容很重要，但是往往理念大于形象、政治性大于文学性，这已然成为主旋律创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创作主体对于写作对象没有切肤、深入的体验，而更多的是从概念、观念出发，所写的内容多是表面的、浮浅的、想当然的，自然难以让人产生真正的共鸣与震撼。这样的写作在诸多方面是失衡的，虽然有时代性、现实性的内容，但是个人性、心灵性欠缺，社会性因素大于“人”的因素，故而从作品的艺术品质来看往往难称上品。脱贫攻坚这样的题材也是如此，看起来容易写，但是，要想写好却着实并不容易。

在这样的背景下来看王单单的《花鹿坪手记》，应该说他提供了一个主旋律写作正面的样本，他所做的探索是成功的。这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点，他的作品中有真情实感，有个体生命的投注，有活生生、毛茸茸、热气腾腾、汁液饱满的“生活”，而不是向壁虚造，不是走马观花，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花鹿坪手记》主体部分共分五辑，分别为：花鹿坪群像图、花鹿坪风物谱、花鹿坪扶贫记、花鹿坪变迁帖、花鹿坪防疫记，另有“集外辑：脱贫攻坚以前，乡村、农民及其他”。由此可以看到，诗中关涉到了“花鹿坪”的诸多方面：人物、事件、历史、现状、风土人情、时代变迁、命运遭际……他是扑下身子融入到了村庄之中，同时他的“心”也融入到了村庄之中，情感上丝毫“不隔”。在这里，他不是事不关己的外来者，也不是居高临下的作家、诗人，而首先是他们中的一员，亲密无间，感同身受，他来到花鹿坪其实也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村庄”（评论家吴思敬语，此为该诗集序言题目），花鹿坪的居民也是他自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如此，他写下的文字是与自己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也才能够具有动人的力量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就表达的层面来讲，王单单诗歌所说的话是真话、家常话，而绝不虚无缥缈、凌空高蹈、故弄玄虚，它是有超越性的、飞翔的，但主要的是“贴着地面飞行”，他没有离开大地和大地之上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民众，他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或许可以说，王单单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平民精神的，这保证了他诗歌的“人民性”。正如他在《来自一个青年诗人的新冠疫情一线防控报告》中所说：“真相即诗/生命即诗”，他的诗是对真实、真相的书写，也是对生命、命运的书写，这是他诗歌的出发点和秉持的准则。

不过，尤其对于扶贫这样的社会性题材来讲，个人性上升到时代性才更有高度、更有意义。《花鹿坪手记》对于扶贫的展现是多方位的、立体的、生动的、深入的，由这样的一个侧面可以折射出我们时代脱贫攻坚战的波澜壮阔。《花鹿坪手记》里面，有易地搬迁，有故土难离，有留守儿童，有空巢老人，有横遭厄运，有疾病缠身，有卫生习惯的改变，有基础设施的改善……村庄虽小，也是一个完整的社会单位，各种各样的问题都可能伴随在脱贫攻坚的过程中出现。社会对弱势群体所做的大量工作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他们的生活，也在整体上改变了基层社会贫穷、落后、闭塞的面貌。通过扶贫工作，底层民众的福利状况、社会救济状况、现代文明素质等的确是有提高的，精神面貌也有明显变化，这样的变化是历史性、革命性的，其意义是重大而深远的。《花鹿坪手记》在这方面并没有着意地拔高，没有自己站出来阐释，而更多是直陈其事、客观呈现，使意义“自动呈现”而没有说教气、刻意感，这也是王单单在艺术上做得较为成功的地方。

王单单较早的诗歌以写苦难、写生死而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其《买毛豆的女人》《堆父亲》《回家》等已成为名作而拥有为数甚众的读者、“粉丝”。一定意义上它们是写“贫困”的（不只是经济方面的贫困，更重要的是根本性的人生境遇的贫困），王单单以饱蘸血与泪的笔墨书写人生的困境和困境之中的人们，体现出博大、悲悯的胸怀。而现在，王单单由于写“扶贫”，他的写作或许也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诗风有所变化，没有了早年诗歌中的那种激烈与蛮野，但是多了客观与理性，而更重要的，则是其写作中一以贯之的东西，比如此前所述的平民精神，比如悲悯与体谅，比如真诚与真挚，有了这些，“扶贫”不再是干巴巴的口号或者政治任务，而具有了心灵性与人文内涵。王单单关于“贫困”的书写已经产生了若干优秀的、可望在诗歌史上留下痕迹的作品，而他关于“扶贫”的作品，也同样值得期待！扩而言之，在全国为数不少的“扶贫诗歌”中，能否产生出一批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社会性与文学性的作品，也同样值得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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