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鹿坪手记》是王单单的新诗集。一本集子，主题统一，近一百首诗（其中还包括大型组诗），几乎都是写扶贫。脱贫攻坚、全面小康，这是新时代中国的重大文学主题，同时也关联着人类文明母题式的历史想象。从《诗经》里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到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甚至《国际歌》里的“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无不指向一种生活富足、告别窘迫、民生安乐的永恒理想——这理想是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同时也是情感的、审美的。因此，虽然花鹿坪很小，这本“手记”也不算太厚，但发生在花鹿坪的事情却不可谓不大、王单单的手记之情却不可谓不深。

诗歌要做的，便是要对这“事大情深”加以语言的转码、归化，以独具文学性的方式，把公共经验转化、吸纳为独创性的审美经验。在此一事上，王单单《花鹿坪手记》带给我的惊喜几乎是超出预期的。他不仅“写了”，而且“写得好”，可以说是在相当程度上兑现了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

在我看来，这本诗集最难得之处在于，诗人在此没有被大的主题挤压掉自己的形式，没有被大的欢呼完全同化了自己的嗓音。相反，他很好地实现了“大”与“小”的辩证，把大时代大题材具化为有血有肉、生动鲜活的小细节，把宏阔的历史想象浓缩为极具弹性的生活形象，从而实现了大与小的互为阐释、历史进程与民间日常的交互同一。

或者说得更简单一些：王单单写扶贫、写小康，没有将其作为概念来写、没有将其作为套路来想象，他是把抽象的、总体的、千头万绪的社会历史活动，落地为具体的形象和动作。

例如，令我印象格外深刻的《山顶》一首：

因病致贫，长久困居在逼仄且被圈定的空间内勉强维生，这是吴太明的生活，也是颇具代表性的“贫困”生态。他试图脱离这种境遇（“想去山坡上坐坐”）、但凭借一己之力无法实现（“有股力量在身后拽着他”），直到脱贫攻坚的实践展开（有驻村队员来“助推”），他内心深处的愿望才终于得以实现。吴太明来到了山顶上。他的愿望在形式上实现了（登高远望），同时驻村队员作为外力的介入，无疑也象征着其愿望在本质上的实现（脱贫攻坚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坐在山顶上的吴太明是一个风标般鲜明的形象，个体命运与社会历史的光芒同时照拂在他的脸上。这已经写得很漂亮，但王单单并未到此收手，他还要甩出一对酝酿已久的“王炸”：诗的最后，吴太明在山顶望见了自己“天天挣扎的地方”，他发现了，他流泪了——在小卖部的旁边，竟然开放着桃花。

“桃花”，在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中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意象。然而在这里，桃花已经不仅仅是“意象”、不再是庞德意义上理智与情感的瞬间结合，它是一个类似于人的“形象”，浓缩和固化了无数的语言、无数的行动、无数的故事——其内在容量无疑远超简单的所谓理智或情感的范畴。事实上，王单单本可以让吴太明望见一些更直接、更“扣题”的事物，例如望见整齐的田野、新起的安置房、街巷里奔忙的驻村扶贫干部……或者更抽象一些的，望见“希望”、望见“明天”。但王单单不。他一定要选取最独特、最精确、“容量”最大的那个词、那种形象。于是他找到了桃花——在这个最寻常的、最审美化的、最“属诗歌”的对象中，应然而理想的世界与实然而跋涉中的世界重叠了，我们看到了最为重大的时代关切，那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无法多举。在我看来，通过形象来呈现脱贫攻坚伟大实践、来为时代生活及其内在精神凝固塑形，是王单单惯用也善用的诗歌方式。而当静态的形象连缀起来、运动起来之后，形象就变成了动作。《花鹿坪手记》里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动作，这些动作常常寓意深邃。例如长诗《花鹿坪手记》里的这样两节：

“按指纹”是动作，指纹用以辨识身份；“泥”的出现，造成了对原有动作的阻滞，然而恰恰由此，又更加准确地诠释了陈哑巴的身份、命运和辛劳生活。“写字”也是动作，这一反常动作与“砍草”这一常规动作间形成的微妙反差张力（瞬间的虔诚和安静），既丰满了脱贫中的农民形象、又无声地凸显了貌似不曾出场的重要角色——“脱贫攻坚”实践本身——的在场和介入。甚至，动作的落空（未能完成），同样能够产生独特效果。《冬至》一首中，贫困户领到了羊，紧接着便去买了刀子和酒。这当然是为“杀羊”这一动作（以及“吃肉”这一行为）所做的铺垫，或许在很多读者心中，这一动作已经被自动填补完成了；然而这一动作并未真正实施，“半个月后，我们入户遍访/经过他家门口/有人数了数，他的羊/一只没少。刀/插在棕树上/已经生锈”。羊没为了口腹之欲杀掉，他要长长久久地养、要把日子正正经经地过，该完成的动作恰因其未完成，才生动诠释了那句经常被提起的话“扶贫先扶志”。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王单单对花鹿坪的“博物志”式的书写。诗人耐心而深情地呈现着花鹿坪生活的细枝末节和环境点滴（甚至书里专有一辑名为“花鹿坪风物谱”），诸如相映成趣的梨树和瓦房（《早春》）、墙缝鸟巢里长出的蛮健青草（《感恩》）、盈满记忆的村民旧居（《拆旧记》）……就像柄谷行人所指出的那样，风景从不会“从无到有”，它被发现、被意识、进入审美视野的过程，本身便体现为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而紧密关联着主体自身观照世界的方式乃至其意识形态潜意识。某种意义上，被纳入王单单“博物观照”视野的，还有花鹿坪的人。表格上那一个个人名，是平面的也是立体的、是潦草的也是神圣的，如同大地上坚韧生长着的一切：

这是植物般的茂盛，是万千生灵骨子里的骄傲和神圣。在这背后，是时代、是人类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不容置疑的逻辑必然性。人民的生活，因而成为了诗人笔下最伟大、内涵最丰富的博物志。就像王单单在《中国民工》一诗中写到那样：

因而，他们是象征的、也是具体的；是日常的，也是史诗的；是花鹿坪的，也是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他们每个人，都在和贫穷搏斗/他们每个人，都是这个时代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