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8日，“新诗为什么这样红”——百年新诗红色文献小型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文科楼一区520室举行。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院长李怡教授与我院教授、四川大学“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馆长刘福春围绕百年来的新诗发展，以及其中的“红色”脉络，对谈研讨，从“诗言志”的角度剖析了“红色”作为百年来文人，尤其是诗人创作核心命题的时代特征。

我院院长李怡教授、 四川大学“刘福春中国新诗文献馆”馆长刘福春教授对谈新诗文献

01 红色记忆与诗歌文献

李怡院长和刘福春教授在对谈中提出，作为在红色记忆中成长起来的一代，红色文献或者红色诗歌文献是这一代人童年记忆的一部分，红色诗歌构成了一代人的人生经验。

而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诗歌史与红色文献史天然地结合在一起。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白话诗八首》，但是其语言仍然是文言文与白话文相结合的形式；且主要为了展现白话的形式而部分忽略了诗歌的诗性，所以不能将其界定为新诗。1918年1月，《新青年》四卷一号上推出了九首新诗，学术界将此视为中国新诗的诞生之月。

同样是1918年1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早期白话新诗最积极的写作者之一李大钊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他的诗歌中彰显着强烈的个人情怀与理想，无疑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有机构成。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间节点，新文化阵营得到了巩固，中国新诗与红色精神、红色理想结缘，中国现代社会文化中红色精神的部分也获得了生长的根基。在刘福春教授看来，这是一种广义的红色。

02 中国新诗与中国青年

回溯中国新诗发展史，李怡院长认为，“一大批中国青年为新诗的新内容、新形式、新文学精神、新诗歌精神的诞生贡献了力量，而这一批中国青年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后来都成为了红色革命家”，中国新诗从“五·四”发展至今，与这批红色革命家的积极精神介入有着重要关系。刘福春教授在此补充道，著名的 “湖畔派”四诗人中有三位都是革命者，虽然“湖畔派”的创作大多以爱情为主题，但是他们在各个阶段都有关于革命主题的积极创作。当时参与中国新诗创作的，都是非常激进而且带有左翼倾向的青年，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者，“湖畔派”诗人之一冯雪峰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他参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建设，并将鲁迅的精神介绍给了当时的领袖毛泽东，是革命史与文学史联系的重要人物。

03 “红色诗歌”与人性关怀

“别了，我最亲爱的哥哥，你的来函促成了我的决心，恨的是不能握一握最后的手，再独立地向前途踏进，二十年来手足的爱和怜，二十年来的保护和抚养，请在这最后的一滴泪水里，收回吧。”

1929年，为了阐释自己坚定的政治立场，与时任国民党高官的哥哥“告别”，左翼诗人殷夫提笔写下了这首《别了，哥哥》。

在李怡院长看来，这首诗中既有着革命者坚定的政治信仰，亦凸显着浓厚的情感流露与人性关怀，这些共同构成了这首《别了，哥哥》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孕生出红色文献、红色诗歌被重新阅读、提起的价值。

刘福春教授认为，此次在“诗言志·可爱的中国”栏目中所推出的诗歌也具有此种丰富性，如诗人牛汉在《我的家》中以两半苹果作比喻，表达他对自己孩子的强烈情感，充满人性。他结合诗人陈辉的作品，观照解析诗歌中的“人性光辉”。他说，诗人陈辉最终以悲壮的形式与敌人同归于尽，无愧于真正的战士，而这与他在诗歌中倾注的个人情感相得益彰。在刘福春教授看来，正是这些浓厚的个人情感， 从另一个角度展现了战士陈辉的伟大情怀，“我觉得真正的战士，他身上所具有的一般的个人的感情可能更加深厚、更加丰富或者更加复杂”。

李怡院长进一步深挖此类特征背后的根本意指，他认为，红色诗歌中的刚毅性成就了它的特性，而这根植于早期中国共产党革命者满载的人间情怀，即他们对国家、国民的命运所展开的关注和思考。李怡院长据此剖析“诗言志·可爱的中国”栏目中所推出的李大钊的作品《山中即景》，“在这首风景诗中可见革命者对于人、社会的人间情怀，只有像他们这样情感丰富的人从事革命，革命本身才是具有崇高价值的”。

两位教授认为，此种革命性与生命力在大家所熟悉的“湖畔派三诗人”、“左联五烈士”、“七月派诗人”等诗人身上得到彰显。他们的诗歌中延续了五四时期忧国忧民的精神，同时也以反思历史文化为主题，内容丰富而凸显价值。

 李大钊 《山中即景》手稿

04 红色诗歌的教育意义与艺术突破

在鲜明的革命性和厚重的人性关怀外，红色诗歌的艺术造诣与教育意义也成为两位教授对谈的重要内容。

李怡院长认为，诗人殷夫创作的《人间》便是其中的典型。山水一直是中国传统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主题，由此形成的山水诗是中国诗歌的重要品种，却也形成了一种难以突破的山水模式。

虽然同样取材于山水，诗人殷夫却在诗句中赋予其不同的解读方式——“山是故意的雄伟，水是故意的涟漪”，李怡院长指出，这来源于诗人站在疏离的角度看待世界和人间，才会不由自主地发出“我只在这丑恶的人间徘徊”的感叹，而这正是根植于革命信仰之中，对传统中国诗歌艺术的一次突破与创新。

李怡院长觉得，坚定的革命理想与信仰正是这种艺术性背后的能量源泉，“革命的理想和信仰为我们提供了看待世界的新视角”，这不仅赋予红色诗歌以批判性，更为世人提供了前行的力量与支撑，“批判性不仅是红色诗歌的重要特点，也是一个社会、一代人所需要的力量。我们在感受红色诗歌的理想主义的同时，也应从中汲取力量，认识自己生命的意义、挖掘生命的价值。“

“新诗为什么这样红”——百年新诗红色文献小型研讨会师生合影

下午16:00，“新诗为什么这样红”——百年新诗红色文献小型研讨会在与会师生合影后落下帷幕。

2021年7月1日下午“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 中国新诗红色文献展”在我院启动。据“诗言志 可爱的中国”系列活动策划者——我院副院长操慧教授介绍，此次对谈作为中国新诗红色文献展览的先导活动，立足学科特色，发挥专业优势，旨在通过诵读、参观、对谈等方式探研中国新诗的红色基因，为我院推进中国新诗文献研究进行有益拓展；同时，也在师生研习与传承经典红色诗歌的革命精神中开展富有学科特色的党史学习教育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