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近些年来，关于生态文学、自然文学、博物学写作的提法越来越常见，但到底什么是生态文学，当代的生态文学，跟中国古代的自然山水田园写作有着怎样的联系等等，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思考人与自然，不要在原有的概念上“打滑”

9月4日，一场名为“生态：作为文学的方法——生态文学与自然诗歌”的研讨会，在贵州遵义绥阳“十二背后”旅游区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非虚构写作者、资深文学批评家李敬泽，对“生态文学”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阐述。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界定和想象。“这个问题，确实有古老的根脉，但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给我们敞开了巨大的想象、认知和行动空间。生态文学不仅仅是讲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不是要回到几千年前农耕社会，它关系到在当代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人，如何更好地理解自然，理解自身。所以我说，生态不但可以给我们新的文学方法论 ，还可以刷新我们的世界观。”

“比起自然文学、博物学写作等说法，我更喜欢‘生态文学’这个名字。首先因为，当我们谈到自然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自动输出大量抒情。其实那些抒情，连我们自己也没被感动，也未必能感动别人。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一谈到就容易旧调重弹，在原有的概念上打滑，能有多大意思呢？”

我们能否拥有“当代谢灵运”？

一提到描写自然的文学作品，人们首先会想到谢灵运的山水诗佳作。李敬泽提醒我们，在谢灵运山水诗佳作产生的背后，有着非常复杂的时代背景、一套复杂的社会、经济、文化系统。谢灵运的诗就是在这些系统中运作出来的结果。只是我们作为后人在欣赏谢灵运诗作的时候，已经把社会系统过滤掉了，仅仅关注到情感和修辞，“现在我们当下的写作者要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经济、文化系统中，找到我们当下时代，人与自然联系的情感方式和表达风格？也就是说，在我们必须面对的当下时代，会不会以及怎样才能出现像谢灵运那样自然书写者？”

李敬泽认为，当我们思考、谈论自然的时候，还是要认清楚，人与自然这个问题还是不能孤立起来谈，“当我们谈自然的时候，恐怕就得谈人与自然的关系，还是要放在与人有关联的生态系统去考虑。虽然我们会口头上说，摆脱人类中心论，但其实真的很难做到。 如果你仔细想想，其实很多问题，离开了人，那个问题压根就不存在。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确正受气候变化的巨大影响。各种生态危机的出现，也促使我们人类从新想象和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甚至重新定义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前些天李敬泽买了一个望远镜，他不望星空，而是“偷窥”家门口对面树上的三个喜鹊窝，“每天观察它们的生活，哪一天要是不看，我还会担心它们怎么样了。在这种意义上，我跟这些喜鹊建立了亲密关系。”

本次研讨会是以“自然的背后”为主题的《诗刊》社首届自然诗会暨第六届“十二背后”诗歌节活动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