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21世纪10年代与21世纪20年代交替的文学艺术界来说，“新时代”是一个独特的热词，经过文艺工作者们对当下现实的确认，渐渐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精神命题。

归根到底，作为理论命题的“新时代”，本质上是由于现实世界的急遽变化，冲击了以不同身份身处现实中的人们，旧有的理论似乎不足以涵盖已变化的现实。当新的困惑浮现，对“新时代”的讨论就成为文学从业者通过自我辩驳来应对自身困惑的方式。

辩驳来自新旧叙事的轮替。你怎样叙述历史，未来世界的形状多多少少会依据你的叙述逻辑继续生长下去，不断旁逸斜出。这是在说，我们对历史（或传统）的理解，会通过影响我们当下的行为方式来左右未来的发展。而人一旦困惑，就会回望，以期在回顾中审视甚至更新原有的叙事。

这一新生命题并未困住李少君，在《诗歌维新》这部批评文集中，作者所欲做的头一件工作，是力图重新辨析汉语现代诗的发展路径。他在《“人民性”与“主体性”问题的辩证思考》中描构了汉语新诗领域里“西方传统”与“中国特性”之间争夺主体性的叙事，以“对抗”和“自然”为各自精神背景设定，展开了这场辩证。康德“主体性”与中国古典文论里“心”的概念，到底何者更能为人类精神世界的高蹈指出路途，或是提供一种以汉语写成的诗的答案？李少君的立场较为鲜明，他同时引证东西方古典时代思想家们的论述，进而把自己的结论立足于尼采“上帝死了”这一著名现代论断上。他认为，这是西方基督教精神传统与工业革命以降资本主义催化的个体精神间的矛盾所致的必然困局，他质疑这样的现代性是否还值得汉语新诗效仿。尽管一方面，其对西方诗歌背后哲学传统的理解讲述不够严谨，但另一方面，本文所谈及的中国古典资源，对当下汉语新诗的建设确有启发的可能，关键在于如何细化地应用到诗的建设。

对原有叙事的质疑，渐渐引向了重建新的价值秩序。《自然对当代诗歌的意义》是更具体的相关文章。作者继续在文学里寻找“友军”，不论是《文心雕龙》、谢灵运、《与朱元思书》，还是梭罗、爱默生、惠特曼、海德格尔，李少君欲将“自然”作为文学的首要价值和最终归宿，以“天人合一”（儒家）和“天地人神”（海德格尔）来取代旧宗教影响下的抗争哲学，进而把诗歌从那种现代主义的紧张对抗感中解放出来。应该说，这本身是对“五四”以降之新文学主流的重新认识。然而李少君在另一个角度上赞许“五四”的意义，他援引学者张旭东观点，认为“五四”之前，“中国”和“现代”是不可调和的悖论；而在这场运动以后，“既是中国也是现代”方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他不是迷恋田园想象而无视现实的精神故乡原教旨主义者，他所主张的不是否定现代性，而是吁求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他在目的层面与一切激进的现代派都互为友声，唯独偏向的方式是“路径的改进”，这也许是这本书名为“诗歌维新”的初衷。

话说回来，要不同于“西方”，身在21世纪中国的汉语诗人们，借由翻译所理解的“西方”及其精神脉络是什么，倒是一个隐忧。西方人文学界普遍认为，其“现代性”发端早可上溯到16世纪大航海时代，同时也将“前现代”的旗帜插到了17世纪之遥。那么，以1840年、1917年、1949年为三个关键历史节点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我们心中对“现代”范围的理解当然大大不同。由此我们有必要自我提醒，在包含现代诗在内的文化领域，反思现代性、反对照搬“西方路径”时，我们有否看清了“对手”的真实样子。

大概为避免这场有益争论陷入虚空打拳，《百年新诗中的北岛与昌耀》呈现出汉语现代诗百年小传统中的清晰分歧。昌耀和北岛，两个标杆性的名字，各自隐喻了1949年以降新诗的两种道路。在李少君笔下，北岛所形成的对汉语新诗的庞大遮蔽也引发了“反抗”。不同于此，上世纪80年代昌耀在遥远的青海被重新发掘后所形成的影响，虽不如朦胧诗人广泛，却深远地充当了90年代地方性、个人性写作的先驱。在这个基础上，作者切入伴随昌耀之“边缘性”的“自然性”，据此来肯定了昌耀以自然为师的价值。

前面谈过，作为评论家的李少君不是复古主义者。从这本书来看，他是一个尝试“托古改制”的维新道路实践人：在对百年新诗以及东西方文化传承的重新辨析里，他欲扬弃既定的追求文化现代性的方式，回身转向“自然”“天人”“人民”“草根”等诸多传统诗学资源，来讨要一个有关新诗如何向前行动的答案。

不同于以往的现代性路径，这或许与汉语诗歌的禀赋相匹。或许也不，因着现代汉语是一门诞生百余年而仍在不断生成的语言，它的花朵，汉语现代诗，本身是一朵在无数多的天气里变换而幻变的赛博朋克花，还未被彻底塑造成型。不论未来的文学发展会怎样评价，当下的李少君并未回避两种汉语新诗现代性路径间的矛盾，他将时代吁求的“新时代”命题作为契机，以自己本真的美学观参加到诗歌公域的讨论中，这种“在场”，对良好的诗歌生态具有意义，也构成了一本批评集里最可贵的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