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语新诗的百年道路中，女诗人的诗歌是一股不容忽视的话语力量。新诗草创期，冰心便写下《繁星》《春水》，其“小诗体”风靡一时；朦胧诗时期，舒婷的《致橡树》《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成为一代人的记忆；而围绕着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是伊蕾大胆的呼喊“你不来与我同居”（《独身女人的卧室》），同时期的翟永明，亦将女性指认为“我，一个狂想，充满深渊的魅力”（《女人》）。新世纪以来，女诗人的创作更呈喷薄之势，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其中，具有学院背景的女诗人又是特别的一支。“学院”一词所包含的知识资本，在某种程度上表征着隐形的优越性，表征着开创与引领；这些学院出身的天之骄女，因而也更符合人们对可能到来的“她时代”的想象。以北大女诗人为例，她们的创作，有助于我们了解当今知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景观，从而更加深入地窥探时代与历史之变。

2022年3月，《诗刊》推出“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并与北大文学讲习所联合举办《诗刊》“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诗歌座谈会。此时，距新文化运动已过去了整整百年。

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新诗的发祥地，与新诗始终保持着血浓于水的联系。而北大女诗人写作成为一个瞩目的现象，是晚近的事。此前，北大诗歌版图中，只有郑敏、周瓒、马雁等少数女诗人的出场频率较高。今年刚驾鹤西去的郑敏先生曾就读于西南联大哲学系，是著名现代诗派“九叶派”的一员。2010年去世的马雁，近年来常被年轻一代提及并致敬，从某种程度来说，英年早逝或许加速了其诗歌形象的树立。至于周瓒，影响力一直都在，这位文学多面手，创作、翻译与批评都有不斐的成绩，还跨界搞戏剧。1998年，周瓒与翟永明等人创办诗歌刊物《翼》，此刊高举“女性”旗号，以女性的声音介入当代文学的进程。当然，《翼》以及周瓒本人的话语策略，并非“女性”那么简单，还包含着复杂的历史选择。无论如何，先锋之于周瓒，已是一个必然。在新诗的不同时期，北大的胡适、徐志摩、海子、臧棣、西渡等诗人，都有对既成图式的自觉偏离。也许，先锋正是北大诗歌的隐秘传统之一。

在周瓒之后，亦有为数不少的北大女诗人认领了这一传统。本期《诗刊》里，北大女诗人的中坚力量刘丽朵、曹疏影、袁绍珊，虽然给出的诗不多，但都保持了写作水准和辨识度。刘丽朵的《一艘船》采用仿英雄体格式，句子弹跳性较强，表达吞吐自如，简洁俏丽的语调完美地糅合了看似不相关的元素，营造出迷离诱人的氛围。曹疏影的三首诗以隐痛为底色，《夜绝句》用简单的形式容纳了很大的时空，“我们还活着/因为我们曾死过”在抒情的同时，暗含着某种群体体认。袁绍珊的《旋转餐厅》设置了一个特定场域，让思绪在其间持续飞旋，一边是母亲，一边是“我”，两相对比，揭露出“仍困于尘世”的现实。

以上诗人的写作呈现出鲜明的现代性，更符合人们对先锋的期待视野。有意思的是，目前任教于北大的三位女诗人顾春芳、夏露、秦立彦，却无一例外地给诗歌穿上了传统的外衣。顾春芳的诗受到中国古典美学影响，注重意境、神韵和语意空间的美感。夏露的诗有浓厚的抒情意味，口吻亲切，更见其本人的真性情。秦立彦的诗又是另一副面貌，强调语言的透明度和语义的清晰性，以此传递结实的哲思。

两极化的路径表明，北大女诗人的写作有着明显的差异。那么，在她们身上，是否存在一点共性？这恐怕要从人的深度自觉上找答案。这些女诗人受过良好的教育，与常人相比，她们在生存语境中会更多地接触到历史、政治、文明、性别等议题，其个体启蒙往往有更复杂的构成，这无疑加大了其内在探寻的难度。在外部世界与内心的碰撞中，困惑随之而来，催生了诗。白尔在《六月的结局》里连连发问：“世界就是这么荒谬，为什么注目它呢？/如果你接受破碎，并试着对上帝讲话呢？”张石然说“灰白的天气是一个巨大的迷思/天使究竟藏在何处”（《栈桥公园》）。葭苇也问“下个春天，/还能再挤出绿芽吗？”（《体认爱的时刻》）康宇辰的诗则充满了自我争辩的声调，“因为很多愧悔和债，我的心痛着变得繁复”（《礼物》）。

张慧君的《世界之美》更是典型中的典型，这组诗呈现出一幅艰难的精神跋涉图景。这位北大心理学博士写道：“人生的羁绊，在消逝中到来。/母亲、丈夫、孩子，借用了/已臻成熟的，秋天的苹果园。”（《八月》）“我”是谁？为何“我”的身份要被分配给母亲、丈夫、孩子？是谁来替“我”分配的？张慧君没有告诉我们，只是说：“为着生活，我学会/眺望”。她的生活是什么？——“工作要继续，/生育和养育是牺牲。/家里有做不完的事务，还要重复地为女儿读书，/陪她搭积木、玩彩泥、唱歌。”（《世界之美》）。注重语式锻造是她一贯的诗风，这次她却罕见地选择了口语，只因口语最贴近她的生存现实，能迅速、准确地再现其生活状态。“真理带着痛苦/来到。/鉴赏和爱皆是难事。”（《世界之美》）张慧君诗里的精神主体处于内外交困中，不禁令人深思：知识女性的精神自由如此之难，其他人呢？婚恋与家庭，是女性的保护墙还是另一道束缚？推而广之，在这个深受传统浸染又不断调整的社会框架里，女性该如何被定义，且如何定义自身？晚清以来，妇女解放运动后女性的境遇有本质的改变吗？如果去掉“女”字前缀，那些看不见的观念暴力，还将如何影响人类？凡此种种，诗不能完美地答疑，但它能忠实地记录下人们的困惑、徘徊与挣扎；最重要的是，给人以期待。

精神的自塑尚未停步。李琬的两首诗一如既往地强调内在审视。在《自然》中，她是一位时间的打量者，从“四十平米的房间”出发，追问个体、日常、时间与意义。她看到“一切挣扎的核心”，想到“喧哗会被喧哗替代，/而沉寂终究得到了保存”。另一首《引力》带着她诗里常见的灰白色调。与这一色调相匹配的，是集沉吟、自白于一体的低声部语调。李琬擅用这种语调，对微妙情氛进行细密的处理。诗歌首句便写“城市依旧是灰色的”，交代了当下的存在背景。当她说出“我想要热烈地爱那平和的人，/想要平淡地爱那热烈的人”时，我看到，这位女诗人的生命空间在朝更丰盈与广阔的境地敞开。而这，不正是诗歌带给诗人的礼物吗？

《诗刊》“北京大学女诗人专辑”以特定的身份群体为切入点，揭开当代知识女性写作的一角，展现出当代知识女性的灵魂风景。在女性的呼声越来越高，“女性崛起”也越来越可能实现的今天，这些女诗人的诗歌或会提供一份重要的历史样本，存留下这个时代的性别/文学/文化经验；同时，会成为一股坚固的话语力量，参与到当代文明体系的价值估量中。毕竟，从“他们”到“她们”，她们繁难而执着的精神雕刻还将继续下去。我相信，她们的努力，必将建成一个“我们”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