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风的写作很容易唤起人们对诗歌形式的重新思考，然而奇妙的是，他作品的形式几乎均是以一种极端散漫化的方式呈现出的。通常而言，诗歌的形式感与严密的音律和精心的结构等因素有更大关联，但在格风这里，他以极具个人辨识度的风格制造了一种无形式的特殊的形式感。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形式感是通过对形式的轻视而抵达的，他脱离了不少诗人在遣词或布局时难以消除的紧张感，在他的诗中，语意的自由流淌令语言获得了随意增生的活力，令语言在与现实交锋时具备了一种肆意冲撞的能力。这种去形式化的方法反而构成了当代诗歌在形式构建上的独特方式，其实这种方式也可以在一些第三代诗人的写作中寻得踪迹，但格风的特质在于，他在语意的自由方面达到了近乎任性的程度，在漶漫为氛围感的无拘束形式里，他几乎是随心所欲地驱使语言来呈递事实或表情达意。

语意即话语所包含的意义，之所以从语意的角度来谈论格风的诗，原因是它对格风诗歌的语言、内容和形式三个方面均有指涉。如前所述，格风诗歌在话语意义上时常显示出强烈的任意性，在语言自由滑行时又给它装上随时可拆卸的刹片，靠突然中断或又复生的语意令语言获得一种风格化的行动力，其间有时也蕴藏着视角的转换。如“突然有雨落下/雨在他们的讲述中/散发奇异的花香”（《雨在他们的讲述中》），在这个三行短句中，“雨”的出场看似是背景化的，实际上到了第二句“雨”却处在主语的位置，而从语意上来讲，“讲述”一词的施动者则是“他们”，令主语获得了巧妙的被动性，到了末句，“雨”又旋回到了作为对象的主体身份。格风擅长极其自然甚至漫不经心地呈现出事物，却不对它接续上描述性的话语，而是将其悬置在那里，转而开启由语言波及的文本内容的新一轮流动。这种写法似乎有点像意象派，但他在意象的并置间呈现出的是非常具有动态感的画面，这也加强了语意氛围中那种自在漫溢的感觉，如这样的句子：“煲汤。翻译。开门释放人质/秋天的甘蔗林/废弃的铁轨与火车/经过那里/你会遇见自己/潮水的声音很轻”（《阅读》）。这些诗的话语意义虽然首先是在微观层面上启动，但是经过他在形式意味方面有意识的整合，却令每首诗获得了一种看似松沓实则浑然一体的结构感。本质上而言，这也是一种属于生命情绪的节奏，格风将生存的境遇搭建在如呼吸般通畅的诗句中，尽管其间充斥着对事件的描述，但他总能从事件中获得对生命的自我教育，这一方面带来了修辞上的轻松和愉悦，另一方面则指向某种颇为从容的生存姿态及生命经验。

必须指出的是，这种从容并不代表诗人被裹挟进日常生活的无聊与琐屑中。正如勃洛克在纪念普希金时所谈到的，普希金是以轻松、愉快的方式肩负起悲剧性的事业，对格风来说，文本层面尤其是形式上的放松无法遮掩他诗中所隐含的悲剧意味。他不是在具体的词句里，而是在一首首诗、一次次写作的合围中构成了对生活困境的陈抒。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例证。其一是对已逝文化的追忆，当他写到“吴宫花草埋在一堆旧书里”（《貔貅》），“突然怀念古老唱腔中的仓皇年代”（《窑湾》），那些消逝的事物便“填满回忆者的空镜头”（《我们在看同一部电影》），这种填满的方式，内在地维持着诗人对故都神话的眷恋，而当眷恋侵入到现实里，生活和记忆的版图重合了，不由得加深了如“我们坐在雨中/其实是坐在明孝陵神道旁边”（《可是》）般哀婉的幻觉。其二，有必要关注到格风诗中的战争元素。《平安夜》一诗里似乎有抗战时访华的英国诗人奥登的影子，长诗《大海与空枪》中变幻的画面和多重的视角则让人想起杜拉斯的小说《副领事》，这些诗篇在重现历史场景的同时，又被赋予剧烈的虚幻感。此外，战争的相关构成也经常被用来譬喻现代生活，如“每一幢写字楼里都有一个狙击手/走廊上突然冒出来的/一句话/像一颗子弹”（《暗物质》），“玄武湖巨大的冰裂声/如同空袭/更多的人惊跑起来”（《在玄武湖跑步》）等。该如何理解格风诗歌对战争元素的大规模使用？在《在比战争更遥远的地方》一诗中，他先是写到，“下雪的时候。我在他们口述实录中/在比战争更遥远的地方/看见轻机枪的枪口/从黑色树篱间伸出来/我在雪地上回忆/并确认自己/和他们相同的遭遇/不同的是我已不再是我/但如果不是我/我会是谁”，回忆者的主体身份具有了沉痛的恍惚感，随后又将纪实（“城北一带的房子都拆光了”）与想象（“每一次死亡/都有人踩着老式缝纫机”）互相熔铸，令这首诗超越了一般的战争叙述，获得了存在主义的深度。“防空警报的悲剧意味/完整呈现平常生活战栗的部分”（《防空警报》），可以确认的是，格风诗中的战争元素是与人的生存处境紧密相关的，不论是历史场景的再现，还是现代生活的比拟，都指向了对生存困境的隐喻。其三，在格风诗中，有不少与莎士比亚、卡夫卡、艾略特、庞德、狄兰·托马斯、曼德尔施塔姆、科塔萨尔、梵高、保罗·策兰、庄子、孟子等文学、文化传统互文的成分。他或者引用、化用相关诗句，如“你坐在石头上/‘黄金在天空舞蹈/命令我歌唱’”（《北京西路的银杏树》），“催动花朵的力/不是通过绿色导火索/是互联网”（《就说钢琴是如何被春天惊醒的》），“地铁车站/十里开外山花烂漫/黑色枝干上的短消息”（《我们的手指春暖花开》）等；或者借用一些已经被刻入文化记忆的形象和事物，并将其嵌套进超现实主义色彩的语境中，如《梦都大街》中“找不着北的/土地测量员K”，感到“城堡近在眼前/怎么走也走不进去”，《大雪的日子》里写到“我向甲虫打听他妹妹/记忆的链条卡在卡夫卡的齿轮上”。这些文学传统、文化记忆，这些诗句及形象，是作为鲜活的生命形态加入到他的写作里的，格风借此从均质化的日常生活中提取出异质的因素，正如在他《箴言》中所说的，“拾到种子的人/自己变成了荒原”。

作为现代性症候的“荒原”直指人的生存处境。齐格蒙特·鲍曼认为“现代存在（modernexistence）不断地受到现代意识的纠缠并被搅合成一种焦躁行动；而现代意识则是对现存秩序的不确定性的怀疑或觉察”。当格风用诗歌来抵御困境，他交出的却是平静、从容甚至确信的语调，“因为暴雨将至/我必须走出这间屋子”（《飞蛾》），以此面对生命的偶然与波动，面对和他者及事件的遭逢。如何与困境和解？格风的这部新诗集《雨在他们的讲述中》或许便是答案之一。

王家铭，1989年生于福建。本科毕业于武汉大学，博士就读于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曾获十月诗歌奖、三月三诗会新人奖、东荡子诗歌高校奖、樱花诗赛一等奖。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十月》《诗刊》等。参加第36届青春诗会。著有诗集《神像的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