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不仅可以写，更可以读。人类热衷写诗，也钟情于对诗进行解读。从刘勰《文心雕龙》、司空图《诗品》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诗学阐释的传统源远流长。在当代诗人群体中，写诗的同时解诗，依然在延续。

1月3日，四川籍实力派诗人、四川大学教授向以鲜的《迷宫与玄珠》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诗想者”品牌，以“读经典”书系之一种推出。这是向以鲜过去四十年间（1981—2021）的古今诗学随笔选粹。

《迷宫与玄珠》共二十六万字，分为两卷：上卷“迷宫”，将浩瀚的中国古典诗歌及诗学寓意为一座瑰丽神奇的迷宫，里面遍布七宝楼合和暗道，如何从迷宫中获取无尽宝藏并成功走出迷宫，是所有中国诗人必须面对的问题；下卷“玄珠”，讨论的则是现当代诗歌，取意于《庄子》的象罔求珠传说，如何像象罔一样找到诗歌的真谛，也是每一个当代诗人想要回答的问题。

从《时间之诗》《别离的笙箫》《当杜甫遇见成都》《宋词一啸》《溪山有多远》《蝴蝶与奔马》《火车或诗歌札记》《我、海子和德令哈》《星辰与大海札记》《聂家岩在哪里》《我的书房生活》等文章名字可以看到，全书内容涉及中国古典诗歌与现当代诗歌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试图从纷繁的诗歌史和诗歌现象中，梳理出一条可供寻绎的来龙去脉。

书中的第一篇学术随笔《释“彩翠”》写于1981年夏天。那时向以鲜刚满18岁，正在重庆西南师范大学（现在的西南大学）中文系读大二，这篇暑期学习笔记，现在看起来自然显得有些稚嫩，但作为作者学术方面的初啼却弥足珍贵，一颗敏感而璀璨的诗心，跳荡在斑驳陆离的汉语词汇之间。四十年，于历史长河而言，只是迅捷的一瞬；四十年，于个体生命而言，则几乎意味着全部青春。

在中国当代诗歌写作群体中，向以鲜的学术经历与写作经验较为独特。作为历史专业的教授，向以鲜的本职工作是和发黄易脆的故纸堆打交道，从学科分类上属于蔚为壮观的历史文献学，并参与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主持的《全宋文》《宋辑珍本丛刊》《儒藏》及《巴蜀全书》等多项国家重大古籍整理研究工程，先后获得纳通国际儒学奖及第八届教育部人文社科奖。

在向以鲜自己的本职工作中，做得最多的一项工作就是古籍的校点与整理。为古代文献打句读、校异同的工作，他付出了几十年的青春和热血。明人陈继儒曾经说过：“余得古书，校过付钞，钞后复校，校过付刻，刻后复校，校过付印。印后复校，然鲁鱼帝虎，百有二三。”在向以鲜看来，这样反反复复的劳作，类似于西西弗斯的苦役。校书永远是一个令人后悔的工作——不是梅花落满南山，而是错讹落满书页。尤其是卷帙浩繁的著述，要做到百分之百的没有脱讹衍倒，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作为创作汉语新诗的一员，向以鲜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也投入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之中，迄今已完成“我的三部曲”（《我的孔子》《我的聂家岩》《我的发音》）及“旋律三部曲”（《唐诗弥撒曲》《生命四重奏》《动物的密吟》）。其诗作曾斩获《诗歌报》首届探索诗大赛特等奖、天铎诗歌奖、四川文学奖、首届杨万里诗歌奖、《诗刊》社中国诗歌网2018年度十佳诗集奖、李白杯诗歌奖等、第七届中国长诗奖最佳成就奖。

这种甚为特殊的的职业阅历，为向以鲜的写作与研究开辟出不同寻常的路径和观察角度。向以鲜自己觉得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我能从故纸堆中发现诗歌的黄金。其很多诗作，都是在翻阅古代典籍时写出来的。那些陈年旧事，总是以新的形象，重生于诗作中。作为一个诗人，得感谢伟大的传统经典；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学者，又得感谢神圣的诗歌。这是双倍的反哺与回馈：如果没有历史文献的滋养，我可能永远也写不出《我的孔子》或《唐诗弥撒曲》；如果没有诗歌，也写不出极具个人温度的《中国石刻艺术编年史》或《盛世的侧影——杜甫评传》。作为一个诗人，我是幸运的，学术研究带给我无尽的‘诗想’。作为一个学者或文献学教授也是幸运的，诗歌让万物生辉。”

据广西师大出版社介绍，作为“诗想者”品牌重要组成部分的“读经典”书系，以对文学艺术领域的经典作品、代表性人物的感受和介绍为主。所选作者，多为具有突出的创作成就的作家，他们对经典作品的感悟、解读、生发、指谬，对人物的颂扬与批评，均秉承“绘天才精神肖像，传大师旷世之音”的宗旨。在行文造句中，力求简洁、随和、朴实，不佶屈聱牙、凌空蹈虚。

经典作品总是常读常新，其魅力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削弱。阅读经典，不仅能拓宽我们的知识面、开阔视野、增强思想的深度，更重要的是，经典作品能够延展我们生命的维度和情感的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