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创作步入“十七年文学”阶段后，当代诗人对文学和时代关系的把握较为狭隘，对人的理解与塑造很难突破时代“共名”的局限，作品中的集体抒情容易淹没创作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此时，身处边地青海的诗人昌耀以卓尔不群的写作姿态和审美个性，写下了与诗坛主流风格迥异的大量诗篇。创作于1957年的《高车》形制短小，却有异常宽阔的时空感和意蕴鲜明的象征性，这样的诗作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诗坛非常少见。昌耀非常注重作品的时代性，他对时代和自我的理解是“思想着的人跋涉在哲学的迷宫，耿耿于原始永恒的索解”，认为诗人应该是“哭泣着追求唯一的完美”的群体。20世纪50年代后期，诸多作家诗人纷纷将注意力投注到社会热点，“落单”的昌耀却“踏着蚀洞斑驳的岩原”，歌唱着内心的“高车”，最终成为“大山的囚徒”。这一遭际无疑给诗人带来了巨大的身心重创，然而读者从他的诗篇里看不到过于悲戚的音调，也无屈原式的“幽愤之情”，相反，诗人以更加清醒的认知、更为开阔的胸怀关照着时代社会的潮流，个体命运的走势。可以说，昌耀对时代的书写，真实、拙朴、深刻，虽然饱受苦难，却蕴含着绵密的理性光芒。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苦难也是一种特殊的馈赠。面对时代的洪流，现实的荒诞，虽然获罪在身，诗人依旧表现出了昂扬高贵的精神姿态，发出了《划呀，划呀，父亲们！》那样激越的呐喊，诗中的“旋涡”和“狰狞的孤圈”无疑是苦难与宿命的代称，这些强大的外力随时都有可能将“幸存者的脊椎扭曲”，然而此时的诗人，对苦难的理解已然超越了浅层的痛楚与悲鸣，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强大的内心力，不断鼓舞着自己和身边的“父亲们”去奋力地划，韧劲地划，因为“我们负荷着孩子的哭声赶路。/在大海的尽头/会有我们的/笑。”苦难越深重，精神动力越强大，而且一种自觉的担当意识在诗人身上体现得较为显明。

作为“头戴荆冠”重新“归来”的诗人，昌耀不再是那个羞涩的失语者，相反，他用雄浑、沉郁、苍劲的诗歌再次征服了诗坛，当人们津津乐道于“朦胧诗”带给人们的新鲜感受时，昌耀悄然拿出了足以震撼学界的《慈航》《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河床》《哈拉库图》等诗歌力作，其中《哈拉库图》一诗被评论家燎原认为是“当下诗歌评论界尚无能力去欣赏的一首诗”。诗人韩作荣也对其诗作给出了极高的评价：“他的作品即使和世界上一流诗人的诗相比，也不逊色。今天，我仍然认为此言并非夸饰，他是当代为数不多的、用汉语写作最好的诗人之一。”

有些读者认为昌耀的诗作过于晦涩，或有意堆砌生僻词句的嫌疑。在我看来，如果读者（包括学者）对青海高原文化多有了解，那么他们对昌耀诗歌的奇崛风格也就不难理解了。青海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高原省份，对于19岁就来到青海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的诗人来说，青海就是他的故乡，他熟知青海的方言土语，熟悉青海的文化传统和民俗宗教，他的生活习惯和文学创作中自然流通着青海高原的文化因子，此外，昌耀在诗歌中喜欢使用古汉语词汇、民间文学语汇和散文化的长句子。因此，当我们看到一种“博杂异质”的诗歌语言时，难免觉得其古奥深涩。西川认为，这种语言形式“强化了他作为独语者的形象”，并使他的诗获得了“坚硬的封闭性”，这是昌耀诗歌语言的棱角和审美的特色，无需因读者的接受问题而降低其独立品格。如果没有良好的文学素养和审美耐力，昌耀的诗歌作品确实难以消化。实际上，这就是昌耀诗歌所具有的“陌生性”特征。

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中提出：一部具有原创性的作品，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主要是因为它给美感带来了陌生性，为读者的认知和审美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因此，陌生性是一部作品成为经典的基本条件。当我们去判断昌耀诗歌是否具备经典型的可能时，首先能确认他的诗歌已经做到了陌生性这一核心要素。与此同时，哈罗德·布鲁姆又提出了“影响的焦虑”这一论断——伟大作家的深远影响往往使得后辈作家难以独辟蹊径，要想写出更新更好的作品，后辈作家必须与他们展开殊死竞争, 突破其影响，以陌生化为主要手段写出具有超越性的伟大作品。作家诗人之间这种焦虑与战胜焦虑的过程逐渐形成了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也是文学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不可否认，昌耀在完成了对同代诗人的超越后，深受其诗歌影响的西部诗人们也正在通过不懈努力，以期突破昌耀对他们创作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初，“朦胧诗”因其对艺术形式的探索和对历史本质的追问而备受诗坛关注。此时的昌耀诗歌创作已然达到成熟阶段，他完成了许多在今天来看已经具备经典气象的诗歌力作。与同代诗人的创作相比，昌耀诗歌较早地体现出了超验诗的某种精神气象。可以确认，昌耀诗歌无疑达到了极高的水准，即使在诗歌创作多样化的今天，也少有当代中国诗人在诗歌辨识度上能够与其相提并论。尽管如此，当时的昌耀及其诗歌依旧存在被漠视的境况。直到20世纪90年代，当他的作品被大量刊发在《诗刊》和《人民文学》上时，读者才慢慢意识到这是一位优秀的诗人，而评论家也感到昌耀是一位“被低估的诗人”。正如诗人李少君在《百年新诗中的北岛与昌耀》中所言：“就社会影响力而言，无论国内还是国际，昌耀无疑远逊于北岛，但在诗歌界内部，昌耀是公认的大诗人，昌耀显示的诗歌现代性的多种维度，启迪了当代中国诗歌。昌耀的意义，在于对此前单一的现代性认识的一个修正。”诚然，如果在百年新诗的履历中我们能够读到北岛诗歌的经典文本，那么值得注意的是，昌耀诗歌的经典化也不容忽视。新千年以降，燎原、张光昕、马钧等学人对昌耀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阶段。

昌耀离世二十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再次以批评的眼光审视中国当代诗歌创作实绩时，就会清晰地看到，在同质化和重复性现象比较突出的当代诗坛，昌耀及其诗歌创作是独一无二的，他始终保有开阔的视野、奇崛的陌生性和超拔的艺术审美能力。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诗坛，昌耀不可模仿，也无可替代，更不容忽视。尽管有论者指出，昌耀早期诗歌存在被修改的现象，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其诗歌价值的整体判断，时间最终也将证明昌耀诗歌作为当代诗歌经典文本的可能性与必然性。